这是第七次，张一男在应聘简历的“家庭经济状况”栏选择了空白。这个浙江大学2006级的理科毕业生，正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年度job hunting(找工作)。

　　“见过的人民币从不超过10张，家庭收入怎么写？”张一男反问。她来自福建贫困农村，红薯是她年少记忆里的主食。

　　事实上，她最担心的是，贫困的家庭状况是否会成为就业应聘中的绊脚石。几乎所有就业信息网的应聘系统中，都设置了“家庭收入”这一条目。

　　近日，“贫二代”一词在各大网站频频出现，并成为上周谷歌十大热点词汇之一。提出者石述思在《贫二代的标准》一文中认为，相对于“富二代”，“贫二代在就业方面的劣势更为明显”。

　　“这句话，很有同感。”张一男表示。尽管“贫二代”标准有待商榷，可是这一名词迅速成为校内网、各大高校BBS上的热门词汇。“出身贫寒、社会关系缺乏，求职过程中全靠个人奋斗”成为校园“贫二代”的简单特征。

　　为此，记者在北京、浙江、河南等地的7所高校进行了相关调查。500份样卷的统计结果显示，70%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就业应聘中，他们或多或少遭遇过来自家庭状况的压力。这些压力，有的来源于竞争者相对强势的家境，更多的则是高额的求职成本。其中，高达65%的应届毕业生表示，他们最看重的因素是求职应聘中家庭经济状况所占据的影响值。

　　5分钟后，面试结束了。北科大的付晓匆匆走出面试房间，借来的套装，穿在身上整整大了一码。直至今天，付晓仍记得半年前他面试的场景。

　　“看到‘贫二代’的有关解释，说出了我的心声。”付晓笑了笑。他坚持认为，贫穷的家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在“拼爹游戏”中的失败。

　　那是今年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付晓7时起床，坐公车、换地铁，顶着寒风，“嗖”地冲进北京国贸附近的一幢写字楼。每层近400平方米的房间，分隔成密密麻麻的格子间。“白领”们穿着西装、套裙，皮鞋“噔噔”敲在地板上。

　　这是他向往的生活。这个23岁的本科毕业生，来自陕西榆林地区某贫困县，“人吃高粱面，老鼠爬屋檩”是他家的基本状况。简历、笔试、一面、二面，过五关斩六将，他如愿进入了这家房地产集团的终面。

　　“面试官怎么问的？”等待的同学围上来。

　　“他就问了问家里的情况。”付晓勉强笑了笑。

　　实际上，面试官劈头盖脸第一句话就是“家里是干嘛的，如果我们需要相关资源，你能提供吗？”他愣了。付晓的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干上一年的纯收入不过500元左右。他的大学学费，由外出打工的姐姐提供，生活费则是依靠勤工俭学。

　　“如果家里条件好，难道还去房地产公司当小哥儿？”付晓在日志里自嘲。另一名同校的学生则得到了这份工作。尽管该生的父亲只是中部地区某县政府的工作人员。

　　付晓曾对应聘问题进行质疑。房地产公司HR(人力资源)的说辞是，“社会本来就是资源重组，应聘者的家庭关系若有益于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何乐而不为”。

　　面对即将到来的9月jobhunting季节，一个求职应聘的相关调查在高校大型BBS水木社区“职业生涯”版进行。不少公司的HR表示，招聘中的确存在“以应聘者的社会关系论英雄”的现象。并且，这一现象在依赖社会关系的各大公司、垄断型国企和小型事业单位等广泛存在。

　　记者调查发现，80%的应届毕业生最关注的词汇为“贫二代”、“潜规则”、“黑幕”等。他们认为，“拼爹游戏”决定了“贫二代”应聘者的工作境遇，并对此产生了强烈的悲观情绪。

　　一位应届生求职网站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社会关系固然对毕业生求职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完全没必要产生恐惧心理。他认为，“拼爹游戏”固然存在，但“贫二代”学生更应关注自身能力的增强，积极参与竞争。

　　在采访过程中，往届毕业生杜涓涓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这个出身农民家庭的女生，“头悬梁、锥刺股”，复读了两年，才考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杜涓涓从大三开始便在杭州某报社实习。因为勤奋工作，她得到了上司的口头许诺。然而到了最后应聘阶段，她并未得到任何职位。最后入围的是3个来自于三本院校的“空降兵”。上司悄悄透露，“都是本城有钱人的孩子，报社拉广告得靠他们的资源。”

　　杜涓涓并未气馁，但一次在公交车上看到电视里播放的广告时，还是心有戚戚焉。广告里，一只灰不溜秋的小袋鼠望着大象，喃喃自语：“他们有的是背景，我有的是背影儿。”

　　3个月之后，她通过笔试、面试，得到了在宁波某报社的实习机会。“之前的实习经历对我的帮助很大。”采访、写作，杜涓涓上手很快。此外，在原来报社实习积累的人脉也对她有很大的帮助。

　　如今，报社里流传杜涓涓来自某权势家庭的谣言。“我是个‘贫二代’，靠自己努力还算踏实的‘贫二代’。”她总会笑着跟人解释。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教授认为，“贫二代”学生确实在生活中、工作中、学习处于相对的弱势。他们的资源稀缺，比如物质的、社会关系的，甚至自信心。不过，随着中国市场的效率化，国际化企业和机构在中国日益增多，年轻人可以凭真本事获得更多的机会。

　　“打印简历105元，邮递费25元，职业套装450元，通讯费等250元。”从找工作开始，李凤峰每个月都在账本上细细记录。这个郑州大学2009届毕业生强调，这些并不包括到外地参加用人单位的考试费用。他的父母是下岗职工，家庭年收入不足5000元。而他2009年的求职花费业已相当于一年的家庭总收入。

　　在调查中，将近97%的求职生认为，随着物价上涨，高昂的求职成本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65%的被调查者表示，“贫二代”的求职弱势并不在于社会关系，而在于经济困境。

　　“如何降低就业成本？如何让实习成果最大化？”这个问题并不新鲜，却在每年的求职咨询会上出现频率最高。

　　然而，答案一直无解。据记者调查，单单就浙江省而言，85%的用人单位要求学生来当地笔试、面试，并不负担往返路费。以杭州市某铁道部门为例，2009年仅招聘1人，却通知了全国各地将近50个学生前去面试。可想而知，99%的应聘者做了无用功。

　　李凤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有一次，他曾远赴深圳，参加某通讯机构的笔试、面试。从考试到成绩公布，他在当地待了将近两周。为了节省成本，他住在当地的地下室旅馆，80元一天的床位。再加上往返火车票将近800元，及其他费用，共花去3000多元。

　　“从去年暑假起，我就开始打工赚这笔求职费用了。”自诩为“贫二代”的宁波大学应届毕业生刘玲表示。高二时，父亲的一场大病耗尽了家里的积蓄。刘玲的大学学费是当地的镇政府资助，生活费则是她平时做暑期工赚得。

　　值得欣慰的是，对于“贫二代”在求职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注意到并出台了相关资助政策。近日，辽宁省大连市市政府设立了每年不低于300万元的就业援助资金，这项资金将用于为贫困生提供求职补贴、就业培训实习以及储备一定数量的过渡性就业岗位等方面。而浙江省人事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对于贫困生的就业资金专项资助工作，也已提上日程。

　　各高校的资助措施也已出台。每年9月到第二年的5月是招聘季节，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就业指导中心都会举办贫困生就业相关心理讲座。据相关负责人介绍，400多人的阶梯教室往往挤得密不透风。

　　该负责人认为，对大多数“贫二代”来说，就业成本和社会关系是他们在应聘中最大的难题。相对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同龄人，“贫二代”要面对求职成本带来的经济压力，同时，他们因为缺乏人脉，找到好工作的难度更大。

　　陈昌凤教授表示，贫富二代是社会问题。高校不可能解决这个宏大问题，但能做到的是，首先让绝大多数学生公平竞争，并激励学生自强不息。

　　记者在调查中欣喜地发现，90%的被调查者认为，不管在何时何地，个人能力永远是求职应聘中最大的筹码。“我依然充满信心。”张一男笑言。她已经积极投入到job hunting的前期准备中。她坚持，所谓“贫二代”要“笨鸟先飞”，“贫”资本，不“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