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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新学期伊始，上海、长沙、沈阳等地纷纷发出“减负大礼包”，开学季再次变成“减负”话题的高峰期。“减负”虽是中国教育三令五申的老话题，但每逢新政出现，总会被推到风口浪尖。

　　关于“减负”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比如为何减负最后却变成了增加负担？为何“减负令”频出，却并没有减去真正的负担？减负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当我们厘清了这些问题，或许减负成功的前景就不远了。

　　减负大礼包

　　这是个比创意的时代

　　近期，随着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地方教育部门出台的“减负禁令”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杜绝“阴阳课表”、开学两周内严禁组织考试、设立“无书面作业日”、 “无书包日”，各地学校的减负政策创意连连。

　　上海

　　杜绝考试题目中的“超纲”现象；

　　开学两周内中小学不得组织任何形式带有学科测试性质的练习、测验和考试；

　　探索建立校长、教师信誉档案，对“阴阳课表”、违规考试、组织跨校联考、有偿补课、与校外培训机构利益输送等违规的相关责任人记入其信誉档案。

　　湖南长沙

　　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不得早于8点30分；

　　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含自习)不超过6小时；

　　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阳光体育锻炼时间不少于1小时等；

　　每周一为“无书面作业日”，每周五下午为“无书包日”。

　　辽宁沈阳

　　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

　　中高年级作业总量不超过1小时；

　　初中学生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1.5小时之内；

　　教师不得用考试分数对学生进行排名和编排座位；

　　严禁将全班学科成绩及名次发至家长微信群、QQ群等公共平台等等。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减负”就开始出现在国家层面的文件中。自1987年中国提出素质教育概念以来，“减负”更成为中国中小学推进“素质教育”路上一道绕不开的坎儿。

　　那些年国家在“减负”上的政策

　　1955年7月，教育部《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

　　1988年，原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

　　2000年教育部发出的《关于在中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

　　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减负”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减了学校的负担

　　瘦了家长的腰包

　　据统计，在过去的58年间，“减负”被国家教育部门喊了9次，各地的“减负令”多达上百项。但即使从国家政策到地方规定，“减负令”频繁又详尽，中小学生的负担就真的被减轻了吗？

　　据新闻报道，减负的结果往往是孩子放学后直接走进校外培训机构，“减负”变成“越减负担越重”。

　　“学校为给学生减负，每天下午不到四点就放学了，但经常布置一些听写、背诵的作业要求家长协助完成。因工作忙，我们既没时间接孩子放学，也没能力辅导他功课，只好送辅导班，让那里的老师协助完成。”

　　李盈欣(化名)和丈夫在山东省枣庄市一家化工厂工作，儿子今年小学六年级，提及“减负”，她这么告诉记者。

　　上海市某高校一位教授也说，即便他自己身为教育工作者，也会基于心理恐惧而去选择给孩子报培训班：

　　“虽然理性告诉我，不应该从众去培训班，但我们谁都知道，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体系，结果只能被碾压。”

　　“校内减负、校外加压”的现象成为一种常态。去年底，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中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已超8000亿元人民币。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6年基础教育发展调查报告》显示，国内某教育培训机构的开班数量在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小学阶段辅导班次7万多个、初中阶段近4万个、高中阶段1万多个，小学阶段开设的班次比初中与高中之和还要多。

　　减负不仅没有减去孩子的负担，反而增加了家长的额外支出，这也是“减负”话题一直以来争论的焦点。因为减负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公共基础教育资源的提供减少了，孩子享受到的教育就越来越同家庭财富挂钩。

　　一纸“减负令”，将众多孩子从学校的书山题海中解脱出来，但孩子们又转而投向各大辅导班、培训机构的书山题海中，减了学校的负担，却累瘦了家长的腰包，尤其对于家境普通的孩子，这无异更增添了一笔教育支出的沉重负担。

　　如果让孩子脱离常规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培养出一个孩子所需要的成本会更高。曾经见诸媒体的冬天裸身长跑弟、五岁开飞机弟——多多，他的爸爸何烈胜自诩鹰式教育，在接受央视《生活早参考》采访时他表示，他本人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在训练多多的这一年多时间里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与金钱。

　　减负之难，难在何处？

　　“表面上看，学生越来越重的负担是培训机构带来的，但根本问题是，我们基础教育的内部标准缺失。”上海市某高校的教授说道。

　　“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为了要给中小学生减负，取消了一些基础教育的评价标准。老的标准没了，但又没有用新的、更科学的标准代之，这就使得我们基础教育的评价标准不明确。”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彬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在中学挂职担任4年校长的周彬感触很深，“缺乏科学的评价标准，是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难减的重要原因。讲得更直白一些，我们的小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标准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现在给不出明晰的答案，使得广大家长和学校无所适从。”

　　减负令的“一刀切”，没有考虑到孩子的个体差异也是减负之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上海一所知名中学的校长直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减负’政策，只是减掉了很多表面上的负担，而不是学生真正的负担。”

　　现在一说要减负，首先被规范整治的就是学校的教学活动时间，一到放学时间，学生必须回家、学校不能组织任何活动，“要求公办小学一律下午3点钟放学，这就使得学校根本没有时间来开展那些拓展学生素质和能力的非学科类课程。而事实上，这类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学生们都会主动学习，根本构不成‘负担’ 。”上海市基础教育国际课程比较研究所所长、上海中学原校长唐盛昌指出，“从教育发展趋势看，除了语、数、外等学科类课程外，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诸如STEM课程以及艺术赏析、动手实践等旨在拓展学生综合素质的非学科类课程。”

　　除了上述的深层原因，“校内减负、校外加压”的背后反映的还有中国家长的集体焦虑。虽然学校在作业上减负了，但考核方式没变，依然要通过考试来决定名次甚至升学。家长都有共同的心理：人家的孩子没学，我的孩子“加餐”，我的孩子就先行一步。归根结底，这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心态的变种。

　　孩子们“八仙过海”

　　才能到达减负的彼岸

　　要想让教育减负取得成功，政府、学校、家长一起发力很重要。

　　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学生减负的关键在于政府。“减负最核心的措施，应是推进政府放权，包括配置教育资源的权力、主导考试招生的权力。只有以改革精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和中高考制度改革，才能有效治理减负难题，把学生从升学竞争、应试压力中解放出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认为教育改革，改变单一评价体系是减负的关键。“课业负担的减轻，根本的改革方向是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落实学校的自主招生，让学校放下考试的指挥棒，让孩子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学习，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

　　“在每分必争的考试制度不改变的情况下，学生、家长、学校都希望考高分，考试的硬门槛不除，就无法杜绝减负禁令中学校变相加压，更杜绝不了家长在课外给孩子加压。”

　　储朝晖解释，在中高考等环环相扣的升学考试压力中，很难让孩子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学习，“例如，对于不喜欢某门功课的孩子来说，这门功课的作业量可能并不大，但是对他来说课业负担依旧很大。”

　　对学校而言，应该把学生的时间从培训机构“收缴”回来，吸收培训机构的长处，以丰富多彩的课程，例如动手的、运动的、培养审美能力之类的课程，去塑造复杂多样、个性鲜明的学生，正如前文所述，孩子从真正喜欢的课程里感受到的不是负担而是成长的滋养。

　　如果只靠政府和学校，永远无法到达减负的彼岸，继续推进教育减负也需要给家长“减压”。中国家长只有放下焦虑的心态，给孩子更多成长的自由和空间，减负才有可能成功。若有一天，孩子们“八仙过海”，各种成长方式或路径都能成才，家长就不会再焦虑，减负也就到达了成功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