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在起跑线之后

　　教育部等九部门于去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曾提到，广泛开展各类教育培训，要重点面向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积极开展职业技能、思想道德、民主法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同时重视农村居民的教育培训，开展农村留守儿童、老人和各类残疾人的培训服务等。

　　但孙山、杨树珍并未曾听过相关培训，或享受过这样的“福利”。像他们这样流动于不同城市，蜗居在城郊村或城中村的农村流动父母，比守在家中的农村父母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不可控性”，在教育孩子方面相较更为“简单粗暴”。

　　“尽管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遇到的学习困难总是比别的孩子多得多，但这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这些孩子终究来自农村，是农村的娃。所以，孩子教育成就上的差距不完全是‘流动’或‘留守’所产生的影响，儿童之间最基本的分界仍然是城乡差异，是原生家庭间社会阶层地位的差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精明认为，由于社会经济条件、认知水平、信息获取等方面的局限，农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上相对而言更缺乏“眼界和见识”。

　　而那些处于弱势的农村家庭的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在教育的起跑线上输了一截。在刘精明看来，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说高考是一种主要的社会选择方式的话，那么它衡量的就不仅是某个儿童个体，而是对一类人，或者说是对一类家庭选择的结果”。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171万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增长1.5%。其中，本地农民工11237万人，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1.6亿多的外出农民工，会产生多少小候鸟？具体数据很难准确得出，但这个群体不容忽视。对这些抱着大学梦、有极强上进动力的“小候鸟”来说，如何向前追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皓建议，首先要搞好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基础，如果基础教育都搞不好，后面就很难追赶”。

　　“在越来越稳定的社会，长距离的阶层跨越是比较难的，但近距离或邻近阶层的跨越仍可能频繁产生。”刘精明表示，教育对社会流动的意义，可能并不仅是当下这一代人命运的改变，而是在于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中几代人的境遇、命运的持续性变化，“等二三十年过后，我们的下一代或下几代人的境遇与我们自己这一代相比，或许就会很不一样，所以并不能只看眼前的、暂时的，要从一个长远的社会流动历程来看，看到一点点在变化。”

　　(文中孙阳阳、孙山、宋鑫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孙庆玲实习生刘梦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