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法官要给双方搭建一个桥梁

　　虽然每天都在追着被执行人跑，但法官们都清楚，“不仅要为申请执行人着想，也要照顾被执行人的利益。”

　　他们经常遇到没有执行能力的被执行人，有破产企业，也有身无分文的老板。而很多申请执行人赢了官司却收不回财产，就成了法官办公室的常客，甚至上访。

　　“有人为了赚钱，在没有让对方提供抵押的情况下，就放出高利息的贷款，最终对方没能力还款，这样的就没法执行。”孙林解释，“有很多被执行人并没有履行判决的能力，申请人都觉得这是法院执行不力，但其实这是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的交易风险。”

　　“取得借款收益的同时，也要承受交易受损的风险。法院只是国家保障交易公平有序的手段，而不能参与到交易行为本身。”孙林说。

　　很多时候，执行二庭的法官们会成为当事人的朋友、哥们儿。赵红旗办理过一起离婚案，前后调解了一百多次。男方是申请执行人，经常下午两点就到了他的办公室，一直谈到晚上九点多才走。执行程序持续了两年多，一直没有成功。

　　直到有一次，赵红旗把所有的法理都抛开，跟对方谈起了人情。

　　那年，当事人的孩子要参加高考。“你们现在闹财产分割，我们要强制执行的话，钢琴在你家，我们噼里啪啦给你搬走，孩子都没法弹，对孩子影响太大了。”赵红旗对男方说，“有一点你永远改变不了的，你前妻永远是你孩子的母亲，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为了孩子就不能让一让？若干年后，你孩子也会敬你是个爷们儿，是个有担当的父亲。”

　　这次谈话之后，男方终于做出了让步。

　　这样的场景不时在执行二庭出现：一起上亿元的案子，双方起初分毫不让，法官把他们叫到法院坐下后，根据实际情况，劝这个让几百万元，那个少收点利息，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刘常青记得，在一起案子中，双方当事人已经闹僵了，“像仇人一样，不见面”。他借一次机会带申请人到被执行人的办公室，申请人死活都不去。中午，双方都要请他吃饭。刘常青告诉他们：“我谁的饭都不吃，要吃也可以，那就大家一块儿吃。”

　　最终，三人在一家小馆子里坐下，双方还是不说话。

　　“你们两家之前肯定是朋友，不是朋友就不会合作。”刘常青举起杯子开了头，然后谈起他们当时建房、审批和验收的往事。

　　两个房地产商本来板着的脸放松了下来，开始说起当时的艰辛，“腊月二十八了为了验收还在外面跑”。

　　刘常青趁气氛缓和了不少，赶快提出来：“大家都是兄弟，后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要为了这种小事伤了和气。”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法理他们都懂，但很多时候执行法官更需要的是给双方当事人搭建一个桥梁，事情就迎刃而解了。”刘常青说。

　　法人代表“张总”卷着裤管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

　　技术在不断进步，仍有一些障碍还在拖慢案件执行的步伐。

　　常年在外地执行的法官们，近些年已很少遇到“人情案”“关系案”。只不过有时在欠发达地区，从当地银行划走几千万元时，仍然会时不时惊动当地的党政领导。

　　“有的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可能比我们要划走的款多不多少，我们把钱划走，企业垮了，确实会对当地经济和税收造成很大影响。”赵红旗甩甩手，感叹。

　　也有法官说，有时他们去银行查账，银行工作人员就是不让查看，甚至反馈虚假信息。“这都是他们的大客户，双方也存在利益关系。”

　　更大的障碍是，现实中存在着可被一些“老赖”利用的“漏洞”。在青岛中院执行二庭接到的大部分案件中，被执行人早在诉讼前就把自己的财产登记到自己妻子或孩子名下。

　　“他们知道现在全国执行信息联网，能查到房产、车辆等财产信息了。”孙林摇摇头，“我们看着他开着豪车，住着洋房，但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还有很多被执行人把公司的资金打到私人账户上，使得法院明知他有很多财产，但就是执行不了。

　　刘常青在一起标的额为20多亿元的执行案件中，发现被执行人在全国各地整整开了5000多个银行账户，“打印了一下午，打印机都冒烟了。”

　　“这就是因为咱们国家现在的财务制度还不够健全，公司开的账户太多。”孙林解释。

　　在赵红旗看来，“执行难”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太低”。他执行过一起案子，被执行人是一家企业。法官花了大量时间，找到企业法人代表时，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在一处农家小院里，法人代表“张总”卷着裤管，腿上沾满了泥巴，扛着锄头从地里干活儿回来了。

　　后来他们得知，诉讼期间，这家企业就更换了法人。那位农民只记得自己的身份证被人借用过，全然不知自己已经变成了“张总”。

　　此类案例中，企业如何登记显然不属于法院的职权范围，但它却影响了法院的执行工作。

　　“执行需要依托整个社会的管理水平，各种管理机制都健全了，‘老赖’们也就无机可乘了。”孙林说，法院虽然是执行工作的主体，但很多问题不是法院一家就能解决的，执行是个系统工程，“执行难”这个问题，其实牵动着社会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