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三一集团宣布，集团董事长梁稳根2009年只领1元年薪，全体董事降薪90%，集团高管降薪50%。而上海市国资委也透露，上汽集团等9家大型国有企业高层将率先带头减薪，最高降幅达到40%。(2月16日央视《经济半小时》)

　　有人认为“1元年薪”是作秀，这有些失之偏颇。因为作秀的形式有很多种，企业家没必要以放弃合法所得来吸引眼球。但在我看来，“1元年薪”虽令人期待，却不具有大面积的可复制性。梁稳根是“湖南首富”，其个人持股市值即便在当下也超过百亿元人民币——他有充足的物质基础来支撑他实现个体较高层次的企业家精神，这种基础未必所有的企业高管都具备。

　　我以为，试图以“1元年薪”或者带头主动降薪的榜样作用激励团队共渡难关，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进化。这固然可喜，但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企业制度的进化缓慢——原本，经济处于低潮时，企业效益大幅下降，高管薪酬随着绩效的下降而下调，应是一种常态的薪酬制度化行为，而不应取决于高管本身的道德感。

　　与国内企业高管领取“1元年薪”和自降薪酬的道德精神相比，我们更愿意看到国内企业能以经济危机为契机，以个体的道德感为催化剂，催生出企业制度的进化——构建起公正合理的内部薪酬分配机制以及薪酬联动机制等。毕竟，只有制度进化才能形成持久有效的企业文化氛围，更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