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说明书用药，需要与患者本人或家属沟通

　　尽管是学医出身，大学毕业之际，张建伟也认真考虑过做律师。这次作为被告，张建伟半是打趣、半是认真地想：如果败诉，就“好好弄一弄司法考试”，到时候也出来给病人打官司。

　　假设自己是原告的辩护律师，张建伟说首选策略当然是从医学专业找出诊断中的硬伤。为了尽职，也会去挑医疗手续上的错误。作为从业者，他知道，要找毛病根本不难。就像自己平时用吗啡，数量一多，也不会每一针都在病历上记下来。

　　为了监督医生严格遵守处方和病历的使用规范，陆军总医院有专门的“病历质检”制度，医院各个科室“大概每个月被罚1000元左右”。

　　大多数情况下，医生只要和患者充分沟通，患者和家属都会表示理解，将治疗事宜全权交给医生。即使没有书面同意，也不会引发纠纷。

　　张建伟说，自己使用吗啡前肯定和家属沟通过。但是本案中的患者儿子、妹妹都声称，医生没有交代。

　　在陆军总医院，门诊给病人开吗啡类药物时，必须取得医生的红处方与知情同意书。但是在肿瘤科，医生使用吗啡时，没有必须签署知情同意书的规定。

　　按照中国药学会2015年发布的《超说明书用药专家共识》，超说明书用药的情况，需要与患者本人或家属沟通。

　　上海长征医院肿瘤科主治医师周文丽介绍，癌症终末期患者用药后死亡，原因是用药还是病情恶化，有时很难区分。所以对部分危重患者，就算使用一些相对常规的药物，她也会充分告知，签知情同意书。

　　本案中，从入院的授权委托书，到之后化疗的知情同意书，上面都没有患者本人签字。在行业内部的研讨会中，刘端祺也认为这是被告方存在的“瑕疵”。尽管在记者获得的照片中，化疗知情同意书签字栏写的是患者妹妹的名字，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患者妹妹坚称自己从未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人士表示，这种操作不符合《超说明书用药专家共识》，授权委托书没有患者本人签字，也不具有法律效力，侵犯病人的自主权利。

　　张建伟很多时候都会“习惯这么做”——在病床边或手术室门口签授权委托书时，往往是患者或几个家属口头商量，最后推一个人出来签字，他不会专门要求患者本人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