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我们提供美国式的服务，但是快递费是越南式的”

　　躺在病房里的李玉贺，鼻子里插着管子，颈部垫着两块毛巾。回忆那个周六的下午时，他的嘴唇上，仍然留着那一拳打出来的伤口。

　　在上海打工的父亲老李坐火车赶到了北京。父子俩在重症监护室里见了面，每天只有5分钟的说话时间。

　　“爸，我没事，我让人打了，我慢慢就会起来的。”父子俩一照面，李玉贺就安慰父亲。

　　“没事，现在医学发达，没有什么不能治的，咱们反正慢慢养吧。”老李也安慰儿子，“不能走路了，就躺着。”

　　朝阳急诊抢救中心骨三科给出的初步诊断结果是：“头颈部软组织损伤，疑似颈脊髓损伤，限于急诊抢救中心的检测条件，建议去上一级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住院治疗之后，患者肌力从0级逐步恢复到了4级。”

　　4级，比当初令父子俩害怕的“0级”有了很大好转。“现在感觉比刚开始进医院的时候好多了，但是脖子还是有点疼，后腰部位有点疼。”李玉贺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打人者被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从9月10日至17日，在朝阳区拘留所执行。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对方是安徽人，今年27岁，那个下午与21岁的山东人李玉贺“因琐事”发生口角，“后将对方打伤”。

　　律师陪着老李去了几趟派出所，警察告诉他，要等法医的鉴定结果出来，才能确定是否要批准逮捕。

　　“打成这样，说实话真不值。”另一位快递员窦立国感慨，“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因为语气的原因，引发了这么一次冲突。”

　　在申通公司王林女士的手机里，存着好几张快递员被打之后的受案回执，案件都是9月发生的。“快递员被打的事情真的很多。”她感慨。

　　今年7月28日，湖南株洲中通快递快递员郭君良迟到5分钟，被收件人用太阳伞柄殴打又踹倒在地，送到医院时大小便失禁，四肢软组织挫伤。

　　8月15日，湖北武汉申通快递员李师傅要求客户寄件时实名登记，被一拳打碎了眼镜，镜片刮伤了眼角。

　　9月11日，山东潍坊申通快递员小张由于把包裹放进了快递柜，引起客户不满，被客户举着棍子追打，最终头部受伤，缝了十几针。

　　“顶多被客户骂几句，投诉你，也就是这样了。”窦立国说，“一般都是因为，把快件丢了或者损坏了。现在国内快递员不好干啊，要求我们提供美国式的服务，但是快递费是越南式的。”据他了解，美国的快递员，周末是不送件的。

　　王林把自己的日常工作比喻为“破案”。她遇见过一些收件人，明明包裹已经送到对方家里并由家人代收了，却一口咬定没有收到。还有些包裹，完完整整送到了，没有破损，签收了，但收件人一口咬定，里面东西少了，让快递公司赔钱。

　　“我还有好几个‘案子’没‘破’呢。”王女士飞快地说着，“警察执法都带着执法记录仪，我恨不得给我们的快递员身上都带上签收记录仪。”但她紧接着又说：“但这又有客户要说隐私问题了。”

　　硬币的另一面是快递员被投诉甚至违法的行为。今年6月27日，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一位客户在微博上爆料，由于包裹丢失，她投诉了申通快递的一位快递员，被对方报复。快递员闯进她的家，用石块击打她的头脸部。这位客户最终起诉了快递公司和快递员，索赔72万余元。而引发这一切的那个丢失的包裹，价值188元。

　　“投诉问题，是快递行业的痛点了。”王女士说，“这是服务态度的反射，直指这个行业的服务水平低下。另外，这与公司管理的简单粗暴也有关系。如果管理只是罚款，以罚代管，服务的质量就不会那么好，最终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她说，公司一个月的罚款，“最疯狂”的时候，甚至上百万元。

　　8月28日，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那起快递员入户打人案。接受采访时，申通快递公司负责与媒体沟通的代表表示，申通公司“会承担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

　　不到半个月，李玉贺被打的事情发生了，同一位代表再次面对媒体，这一回，代表的是追责的一方。

　　双方都气鼓鼓的。快递小哥报了警，客户同样拿起了手机，连着打出去三通电话，试图投诉

　　面对着同事的手机镜头，李玉贺仔细回忆了一遍那天下午发生的一切。他记得自己一共挨了两拳四脚。

　　狭窄的楼道里，快递小哥和客户对峙着。李玉贺身高177厘米，身材瘦削，而对方比他壮。

　　双方都气鼓鼓的。快递小哥坐在台阶上，拿起手机报了警，客户同样拿起了手机，连着打出去三通电话，试图投诉，但三个号码都是错误的。

　　根据李玉贺所述，客户最终放下了手机，过来勒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朝着自己家门口拖。李玉贺开始挣扎，两手挥舞，冲突进一步升了级。

　　事发后收件人被拘留，期满后，记者实地拜访及打电话均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系。李玉贺对冲突过程的描述，暂时未得到收件人的回应。

　　老李说，如果能见到打人者，他最想问的一句话是：“为什么下那么狠的手？不就是一个快递晚了几分钟吗？”李玉贺是长子，他的弟弟还在上小学。

　　李玉贺有个3岁的儿子，今年夏天又添了个女儿，现在才两个多月。“要想办法赚钱，家里添人口了。”他对父亲说。

　　7月30日，李玉贺坐着火车离开老家，来到北京。他用微信通知了在上海打工的父亲。老李给他回了电话。

　　“北京车多、人多，我说你注意点。咱老百姓碰着人家豪车，咱得赔人家钱，碰着人，咱得给人家看病。咱又没钱。”老李叮嘱他。

　　父子俩很少通电话，两个月里，也只用微信视频聊了几次。有几回，天已经很晚了，老李下了班，估计儿子也该下班了，就发出了聊天请求。

　　“还在派件儿呢。”镜头对面，儿子总是匆匆忙忙地说。

　　老李也在北京干过快递，他记不清具体年份，只记得是“10来年前”。“同城速递，在东城邮局那儿干过。”那时候，每天早上天不亮，他就骑着车，从清河一直骑到鼓楼外大街东城邮局。从邮局一直到西郊机场，北三环的路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几所高校，“都是我的事”。他从早忙到晚，送完包裹，还要骑着自行车回到清河。一天算下来，能挣70多元。

　　那时，网络购物的热潮刚刚兴起，包裹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但老李忙起来依然会顾不上吃饭，常常随便在路边买个面饼垫一口。

　　他只干了一个冬天，就离开了北京。去年，老家的大蒜卖得早了，只卖出三四万元，他又跟着村里的包工队去上海赚钱。

　　这位43岁的中年人过去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来到他当初送快递的城市，送起了快递。

　　李玉贺的微信朋友圈里，最新的一条是8月22日发的：“晚上4点给我打电话，我是送快递的不是‘三陪’，脑子有病吧。”配着三个大哭的表情。

　　如今他躺在病床上，一边进行康复训练，一边承认，如果再让他回到挨打的那一天，他肯定“不会那么冲动了”。

　　公司为他垫付了医药费，帮他请了律师，打算向那位收件人索赔。

　　他躺在医院的时候，属于他的第一笔快递员工资刚刚下发：4000多元，远远不够这次的医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