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彪

　　不闻丝竹有评书

　　有清一代，北京内城严禁开设“戏园子”，直到“庚子”之后这项禁令才开始松动。清廷严禁在内城开设“戏园子”的目的是保持京旗营区的“整肃”。自从顺治初年“迁汉”的法令实施以后，凡居住在内城的汉族、回族……官、民一律迁往外城。内城变成了一座兵营，由二十四旗都统分辖。营区之中禁止娱乐活动，以免八旗健儿“沉丝竹之乐”，失去“弓马之强”。故京旗官兵只能坐在茶馆里“侃大山”，天天侃大山，就难免“相对词穷”，于是评书就在茶馆中“应时而生”。评书表演过程中无需丝竹伴奏，不会触犯清廷的“禁令”，属于合法的表演活动。

　　评书艺人被称为“说书的”，有些档次的被尊为“说书先生”。以所说的内容来划分有三大类，即“长枪袍带书”、“小八件公案书”、“神怪书”。综上所述，评书所说的内容，对于“封建道统”实为“大有补益”，故清廷对于内城茶馆中“说评书”不加禁止。至于《水浒》、《聊斋》，虽人民性较强，但亦属“无妨大局”。总之，京旗营区的茶馆“说书”，都统衙门、步军统领衙门还是认为“可也”。

　　天桥的书茶馆——短打

　　清代北京内、外城满汉分居、分治的格局，使北京民众社会产生了两个文化中心。外城大众文化中心在天桥，其主体民众是南城平民阶层,这些人都是“有营生”的阶层，要“奔饭辙”，到茶馆来听评书是“忙中偷闲”，大多不可能在茶馆“长座”，所以在天桥说评书讲究“短、频、快”，回回要“抖个包袱”，否则“扣不住”茶客。因为“忙人”只能“偷闲”，“书座”天天有变化，每场书需要有独立性，但又要保持连续性，让“长座”听个“明白”，“常座”能听得懂，“路座”也能听个热闹。不能三者兼顾，茶客恐有回散之虞。能在天桥的书茶馆站稳了，非精通“短打”不可。

　　鼓楼的书茶馆——长拳

　　内城的大众文化中心在鼓楼，因为正黄旗的驻地在德胜门内，镶黄旗的驻地在安定门内，正红旗的驻地在西直门内，正白旗的驻地在东直门内。由于四旗驻地均在内城北部，所以号称北四旗。驻地在阜成门内的是镶红旗，驻地在朝阳门内的是镶白旗，驻地在宣武门内的是正蓝旗，驻地在崇文门内的是镶蓝旗，号称南四旗。由于南四旗靠近天桥文化圈，所以时有“下天桥”之游。北四旗偏于城北，自成一统。鼓楼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又正当北四旗驻地的交会点，于是在鼓楼和钟楼之间的区区之地形成了以京旗民众为主体的内城大众文化中心。

　　辛亥革命以前，京旗民众“吃着皇上的铁杆庄稼”——按月领饷、按季领粮。只要不“打印子钱”(因嫖、赌、抽借上高利贷)，最后“把钱粮单子也押了出去”，其温饱是有保障的。由于生活稳定，其文化基调自然平和，思想意识也就不逾正统。鼓楼文化中心的基本群众是京旗民众，受天桥文化圈的影响又较小，所以鼓楼民众文化的正统色彩比天桥要浓重，其基调也比天桥要平和，充满了“旗风”、“旗韵”。故在鼓楼的茶馆说书要“精通长拳(圈)之道”，因为“书座”都是闲中透闲的闲人，每天准时到茶馆“点卯”。说书先生开书时布下十面埋伏阵，半个月后再忽听一声炮响，撞出十路人马是“吊书瘾”的好话，“要能久占鼓楼书场，对书中的来龙去脉非交代个一清二楚不可”。“不怕长，就怕乱；不怕慢，就怕断。”“讲究”三十六路转盘刀，刀刀有眼，有眼能穿线。

　　书坛之声——由忠君到爱国

　　袁世凯窃国之后，又企图由大总统再高升一步，来个黄袍加身，登上皇帝的宝座。由于做贼心虚，所以不断强化特务统治，京师警察厅、步军统领衙门、军政执法处属下的侦缉队纷纷在茶馆“坐桩”，缉拿“宗社党”、“革命党”、“乱党”、 “匪类”、“妖人”、“歹人”。凡是不利于独裁统治的言行也自然在缉查之列。闹得只要有生面客人走进茶馆，堂倌即高声迎呼道：“官爷来了，官爷往里请！”意在提醒聊得正起劲的侃爷“说话留点神”，来者说不定是侦缉队。

　　茶客们尽管“莫谈国事”，但是评书中所宣讲的忠君报国情操，在新的形势下升华为爱国主义的热潮；忠奸不两立的信条升华为敢于摧毁旧世界、创建一个新世界的果敢行动。茶馆中高悬“莫谈国事”，说明了茶客们“喜谈国事”。

　　茶馆是闲人消闲的去处，也是忙人偷闲的场所。茶馆中固然有幽灵，有行尸走肉，但茶馆的幽灵、行尸走肉亦是灵魂和躯壳，有死亡也就有新生。在“闲”和“忙”中浸透了华夏的传统和文化的积淀，“闲人”和“忙人”都跳动着一颗中国心，沸腾着一腔中国血，激荡着中国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