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纠结

历史给予文强的另一个机会是，他在重庆官场费心经营自身的利益网络时，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身也恰好处于不断壮大和飞速发展的时期。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新时代的“袍哥”已在重庆滋生和萌芽；90年代初，逐渐形成带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团伙。

在这种共同的性格和文化背景下，需要经常与这些新时代“袍哥”们打交道的文强，在黑白游走中，不仅失去了平衡，还最终纠结一路。

局长，还是“教父”？

在重庆市公安局内部展示的打黑成果展中，有一幅文强及其所保护的黑社会性质团伙的组织架构图。

在这幅图中，文强为金字塔塔尖，下面分别是文强的“四大黑将”——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陈涛、公交分局原副局长赵利明、垫江县原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徐强。通过这“四大黑将”，文强为“六大黑帮”提供“保护伞”：陈明亮团伙、龚刚模团伙、岳宁团伙、王小军团伙、王天伦团伙、谢才萍团伙。

“黑老大”王小军初见文强，就深明其为何在江湖上有“教父”之名。庭审中他供述，为了生意好做，必须要结识文强这样的人，才能胜过同行。文强经常和陈涛、黄代强来我的夜总会喝酒唱歌。有一次，陈涛吩咐去买一束鲜花，以为他是要送给哪个女娃儿，后来才知道，他是要送给文强。当时文强在唱歌，他一进门就单膝跪下。我在想，像陈涛这样的人物都要去巴结文强，可见这个帮派不简单。

在王小军眼里，“社会上的人都称文强为‘教父’，他们喜欢拉帮结派，每个人都称霸一方，那时对公安的印象很不好，总觉得如果出个什么事情，只要花点钱，肯定能摆平。”

文强和手下的关系，也充盈了这种“教父”意味。赵利明供述，有一次去喝酒，文强专门把他和黄代强留下，很凶地问赵利明：“你看是站着说，还是跪着说！”赵利明吓得马上半跪，文强开始臭骂他目中无人，背叛他。“我心里清楚，他是怪我那段时间没有送礼给他，他叫我去玩也没出去。”

指定办案“捞人”

在陈涛的供述里，有一次黄代强给他打电话时，说“老板找你。”作为一名公安局局长，文强的下属们对他的称呼是“老板”。在警界内部的地下江湖里，文强的身份确实有点像老板，正厅级的他在金字塔尖，下层是分管刑事、公交、治安的几大正处级部门，这些部门到处去拉项目。他负责协调，从中获取利润。

从庭审中可以发现，在黄代强、赵利明和陈涛之间，在文强上任司法局局长之前，黄代强和文强的关系最“铁”。作为金字塔第二层的靠前人物，他甚至可以充当文强与涉黑组织之间利益往来的桥梁。

“黑老大”王天伦案很鲜明地展现了这个过程。这是黄代强自己“扒”回来的项目。王天伦当时惹了命案，同时其涉黑组织已经在接受调查。当时的黄代强是三支队的队长，但是这个案子归一支队管。“这个案子要文强才能摆平”，受中间人李劲松所托的黄代强立即找到文强。

霸气的文强立即找来当时刑警总队的队长王智勇。根据李劲松的供述，文强当场辱骂了王智勇，并打招呼说要“黄代强上这个案子”。于是，案子从一支队转到了三支队，最后又从三支队转到了基层。用公诉人的话来说，在这种黑白纠结的运作下，“王天伦的案子竟然历经两任公安局长的批示都没法顺利查办。”

文强自己则供述，当时插手王天伦的案子，是因为其手下黄代强向他提出“想上这个案子”，因此他就从中进行了协调，他的解释是，黄代强想办该案是因为觉得该案容易立功。只是他没法解释，仅仅为此他就收下了王天伦的20万元。

夜总会的常客

因为长期缺乏监督机制，文强等人在这种黑与白的游走中，甚至肆无忌惮到享受的地步。“重庆的夜总会等娱乐场所，普遍都有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在庭审中，这句话是挂在黄代强、赵利明、陈涛甚至文强自己口边的常用之语。但是随后的辩解是：“也有特例”，或者是“夜总会违法不归公安局长管，总队队长也管不了，这是基层派出所的职责。”

事实上，他们本身就是“常客”。多名基层警员坦言：“都知道岳宁、马当和文强很熟，文强常去他们的夜总会玩，我们哪敢去查？”

在最后的庭审辩论中，赵利明的辩护律师说：“客观地说，赵利明17次获嘉奖，11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20多个经典案例被录入教材。连如此的警界楷模都要趟此混水，重庆警界内部不科学不民主的选拔机制，造就了他的悲剧。”

文强敛财路线：

1.商人主动送钱“养官”。

2.每年生日向下属“纳贡”。

3.接受企业干股。

4.收钱“捞人”。

文强从政路线：

●1972年1月参加工作，1977年9月入党。

●曾先后担任四川省巴县公安局副局长，巴县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副局长，巴县县委常委、副书记。

●1992年9月任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1997年8月任直辖后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2000年11月，提任正厅局级侦察员。

●2003年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2008年7月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