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

新生代具有迫切的市民愿望，但是现实的制度门槛、政策限制让他们感到迷茫

回想起当初来北京打工的经历，王德志常常感到后怕。在加入艺术团之前，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都是一个人在飘，不止是生活上，还有精神上，时常被强烈的无助感包围。一个人经不起折腾，他深知“工友之家”这样的组织对打工者，特别是年轻打工者的意义。

据统计，进城务工人员中，70%以上是青年人。“现在‘80后’甚至‘90后’的人都已经外出打工了。”王德志在身边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他们会像城里人一样耳朵里听着MP3，口袋里揣着不一定高档但却功能齐全的手机，一般都有QQ号。他们的休闲活动是上网、打桌球、逛商场。吃苦精神差了，但是权利意识更强，如果厂子太累，加班加点，就会甩手不干。

艺术团的演员兼讲解员和电影放映员的杨卫东，来自河南驻马店。作为“80后”，他的说法代表了大多数青年打工者的想法，关于农村，他说“回不去了”。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是曾经最早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概念的学者。在研究上，他把初次外出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流动人口归为第一代，把初次外出发生在90年代的农村流动人口归为新生代，以“80后”为主。新生代与第一代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是外出动机不同。第一代目的比较单纯，到城市打工只为赚钱为生存，最终目的是回家盖房种地。而新生代的目标明确，想离开农村，对城市生活怀有向往，想通过迁徙流动，离开农村。

其次是对工作的态度不同。第一代能够吃苦耐劳，对于工作时间长、劳动条件差、强度高的工作，只要工资理想就肯干。而新生代对工作更具有选择性，对职业的条件和要求提高了。2006年出现的“民工荒”，实际是以新生代为主的青年农民工短缺。

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对自身身份的认同。第一代认为自己就是农民，新生代则较少地认为自己是农民，趋向于模糊认同(即说不清)。

王春光在调查中发现，现在很多农村青年出来，不会先工作，而是先找老朋友聚会玩耍，经济紧迫了才开始找工作，甚至出现了“月光族”。他们模仿城市生活，紧跟城市时尚装饰打扮，能够很快接受和适应城市变化。

同时，王春光认为，新生代的城市失落感也比较大。新生代具有迫切的市民愿望，但是现实的制度门槛、政策限制让他们感到迷茫。

王德志说，大部分的工友不会去正规医院看病。像村里的黑诊所虽然不让开，一般什么牌子都不挂，药也不摆，大家都知道，还是都去看。大医院谁去得起？前两天听说有一个小姑娘，不到20岁，阑尾炎，看不起病，就花了200元钱在村里一个从来没有做过手术的人那里做了手术。

“归属感体现在哪里？”王德志自问自答：“一个稳定的居所，平等的医疗、教育以及社会保障。”

“乌托邦”

“将来有一片我们自己的地，在上头建我们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医院、自己的商店、自己的社区”

现在，“工友之家”的队伍已经壮大到五六十人，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在社会机构的资助下，靠着打工子弟学校和义卖商店的收入，基本可以维持日常开支。王德志希望，有一天能够不让别人资助，完全靠他们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他也听说有其他农民工组织存在，但没有接触过，不知道别人的运转情况。“想要长期持续下去并不容易。打工群体流动性强，需要有组织化的东西，有固定的人员，有理想主义情怀等很多条件才行。”

王德志希望，社会给予打工者理解和尊重，多一些包容。相比农民工庞大的群体而言，像艺术团这样的组织力量实在太小。他认为，民间组织的存在，只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种可能性，但根本的问题还是要依靠政府。

“目前，有关部门很少考虑外来人口的需求和想法，社会缺乏为打工者服务的制度安排。”王春光曾经对欧洲和日本等国的移民政策做过研究。欧洲，在移民制度上有一个逐渐融入的过程。不管是合法途径，还是偷渡入境的移民，只要在欧洲已经生活若干年并有了孩子，就会给居留证，获得正式身份，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如果生活10年，就可以申请入国籍。

日本的城市化过程，也体现了一个很好的制度安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政府和企业兴建廉租房给他们安居。同时，规定学校向他们开放，只要进城，就可以享受公平的教育权。虽然第一代进城打工者生活条件比较差，但第二代经过了正规的学习教育之后，基本上了大学，成为白领阶层、中产阶级，经过两代人即顺利地实现了城市化。所谓“一亿皆中流”，形成了稳定的橄榄形社会结构。

“中国的第一代已经错过了，第二代有没有可能？后面30年有没有可能？”王春光担心，如果到时还没有解决，就有可能转变为结构性问题，会产生一个规模很大的没有城市归属感的一群人。农民非农民、市民非市民，游离于城乡之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会随之而来。

王春光认为，“我们的制度应当给农民工一个希望，比如干个5年10年可以成为市民，享受相同的待遇和福利。而目前的住房制度，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都没有考虑流动人口。”

在王德志的电影《命题人生》中，两个主人公在结尾有这样一组对话：

“不是世界把我们的命运都安排好了，应该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

“对，咱哥们先干起来再说。让我们改变命运。”

对于已经习惯了“靠人不如靠己”的打工者来说，王德志和他的伙伴们有一个惊人的设想，那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式图景：“将来有一片我们自己的地，在上头建我们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医院、自己的商店、自己的社区。那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坦诚的、相互关心的。”(图片由打工青年艺术团提供)

记者 李 鹤 任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