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题:扎根在中国大地上——从基层人大代表履职看“中国式民主”活力
在“中国式民主”的相册中,有这样一个平凡而又特殊的群体:
他们在你我身边,不见经传、朴实无华;他们在最高政治殿堂,不忘初心、真诚建言。
他们的故事,拼接成亿万人民的真实生活;他们的履职,道出寻常百姓的期盼诉求。
他们,是日益活跃在全国两会的基层人大代表,仿佛春风拂过的劲草,扎根“中国式民主”的大地,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见证“中国式民主”的真谛——他们丰富变化的构成,是人民民主在中国大地根深叶茂的写照
刚办完退休手续一个月,50岁的虞纯就又一次收拾好行囊,从杭州来到北京。
虞纯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她已经开了21年的公交车,安全行驶的里程可绕地球近20圈。
“一个人代表几十万人,我的工作很重要!”这就是虞纯对人大代表的最直观理解。
与西方不少议会由权贵精英组成不同,中国的人大代表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根据选举法,中国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包括虞纯在内的近3000名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多数,就是按城乡约每67万人分配1个名额的比例选举出来的。
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是我们身边最平常的人。经年累月,他们在广袤的农田辛勤劳作,在喧闹的社区服务后勤,在火热的厂房加班加点。春暖花开,他们风尘仆仆、汇聚而来,走进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代表人民行使庄严的权力。
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那一刻起,他们就成为人类政治史上最独特的一道风景。
那年那一刻的中南海怀仁堂里,工业战线的劳模王崇伦、农业战线的劳模李顺达、年龄最大的老人齐白石、年龄最小的女工郝建秀……实际到会的1210名全国人大代表齐聚一堂,经投票表决,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正式确立。
岁月见证,民主的种子一旦播撒,就在中国的大地根深叶茂。
时代变迁,随着社会结构而丰富变化着的代表构成,不断迸发出民主的活力。
1988年,来自律师界的全国人大代表首次产生。那一年,中国律师队伍大约有3万人,来自安徽的王工等4名律师一同当选。他在大会会场喊出“我要发言”,连续4次即席发言,成为风云人物。
2003年,55名个体、私营企业主成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当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户数达2353万户,私营企业300万户,民营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1月21日,胡小燕在广东省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成为中国第一批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出生在四川武胜县的她,至今仍在广东打工。那一届共有3名农民工当选,他们笑言:“我们代表着1.5亿人。”
2013年,8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大学生村官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在他们背后,是一个新兴的群体:约30万年轻人扎根基层、服务农村。
几年前,沈阳鼓风机集团齿轮压缩机有限公司的高级工人技师徐强参加人大代表选举落选,很多人安慰他说,人家没抽你一根烟、没喝你一口酒凭啥选你?后来,他被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理直气壮地对当初安慰他的人说:“人间正道是沧桑,我能当选就是广大选民对我的信任。”
当他把这个经历自豪地讲给习近平总书记听,总书记的话再次让这个朴实的工人心潮澎湃:有基层一线的同志当人大代表,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优势!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延续了上一届的“升势”,达到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2%,其中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更是从上届的3名增加至31名。专业技术人员约占总数的20%,而党政领导干部约占总数的35%,比上届降低了近7个百分点。在近3000名代表中,少数民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3.69%,全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
从律师、农民工到大学生村官、创业者,全国人大代表中不断涌现着来自基层的新面孔。他们在中国政治议事最高殿堂从无到有、由少而多的过程,正是中国民主与时俱进的缩影。
改变的,是他们的称谓。不变的,是他们身后,人民的信任。
“我是经过层层选拔才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全国近3000名人大代表人人身后都有人民的寄希和重托,我们既有荣耀,更有责任。”已有35年执业经历的律师李大进对人大代表这个身份格外珍视:“每个代表的好建议被采纳叫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平时,代表要做该做的事情,说该说的话,想该想的问题。这样才不会辜负这个称谓。”
坐在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88岁的申纪兰代表依旧腰板挺直。
半个多世纪,弹指一挥间。从她第一次骑毛驴到长治县,坐敞篷车辗转到太原,再转火车到北京参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
“无论高低贵贱,一人一票,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是申纪兰亲身见证并深深感受到的民主真谛。
彰显“中国式民主”的优势——他们的履职故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
“我带来一条建议,就带回一条路,村民们都盼着我再为他们说说话。”全国人大代表冼润霞是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红花地村的大学生村官。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到冼润霞所在的广东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既“亲切”,又“激动”,第一次当面见到总书记的冼润霞记得,“当时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向总书记说出了村民们的心声:“孩子们上学太危险,希望国家能帮我们修条路。”
她和村民们没想到,一条3.2公里长、6米宽的“上学路”半年多就修到了家门口。
“今年来北京前,村民们找上我,请我把感谢带上来。大家说,希望国家出台政策,吸引更多年轻人到农村,让他们愿意来、留得住。”她说。
通过基层人大代表的代言,百姓生活的小事就变成了国家关注的大事;通过他们的耕耘,民主的“好处”悄悄植入人民的心田。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说,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是职业政治家的民主,而我国的基层人大代表都来自第一线,平时生活工作在群众中间,能及时听取群众呼声,并通过建议、议案,使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这就是“中国式民主”的独特魅力。
“在学校首先看校舍、看食堂。校舍看管理,食堂看生活。”几年下来,潘成英代表总结了一套基层学校的“调研心得”。
发现新情况后,她会扩大走访范围,最后形成意见建议。“有时候为了完成一个建议,要跑好几个县,过去一年就跑了一百多所学校。”
潘成英出生在大凉山腹地,懂得山里娃渴求知识、走出大山的渴望。经过多年努力,她在山区较早创办彝汉双语、英汉双语幼儿园,一直在为改善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和交通运输状况奔走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