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东方在青海都兰遗址发掘现场。图/社科院考古所
知识体系的颠覆
“黑石号”沉船上长沙窑、唐青花与江心镜对旧有知识体系进行了补充和印证，但沉船里成批文物带来的问题远比答案要多得多。
从“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唐代邢窑白瓷中，有的底部写着“盈”字，甚至有“进奉”的字样。唐玄宗时期建“大盈库”作为玄宗的私库，存放各地贡品。器皿底部刻“盈”，即意为皇室专用。而“进奉”字样就更加明了，按过去的研究便是向皇室进奉的贡品。但这个认知却对沉船文物考察带来困难。
“有进奉字样的这种瓷器，出现在一个商船上，尤其是往外国运的货物上，没有道理啊。”难道贡品也可以在市场上流通？齐东方觉得这当中的原因，无法按照过去的知识来推理。
同时“黑石号”上还发现数百个半人多高的大罐子，长沙窑的瓷器被发现时就整整齐齐码在这些罐子中。用齐东方的话说，这就是古代的“集装箱”。本来唐代瓷器烧制技术已经很高，这些“集装箱”的工艺没有太多研究价值。直到齐东方通过一个印尼收藏家了解到当地人对这些大罐的认识。
“印尼的一个收藏家自己的家里收藏的这些，”齐东方说，“我英语很糟糕，只会一点，我那一进这个屋，我突然想起一个来：My GOD！”
不大的屋子里，各式各样的大罐子满满当当，一直从地上摆到墙上的壁柜里。后来齐东方才知道，当地人十分喜欢这些大罐，甚至买椟还珠，不要里面商品只留罐子。
原来当地的部落把大罐作为尊贵的神器，有的放在门口，有的在嫁娶派上用场，“酋长死了，还用它装骨灰”。就这样一种物品通过贸易来到另一个地区，改变了原来的用途，被赋予新的含义。除了“集装箱”罐子，在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中发现的类似情况还有很多。齐东方解释，这里面有误读，也有转化，这也是海上丝路考古中一个亟待研究的文化课题。
长沙窑青釉”寒食元无火“壶
盗墓贼的假算盘
比起精美的瓷器，齐东方更喜欢这些脏乎乎的大罐子和并不起眼的伊斯兰陶。他认为这些物品更说明问题。然而现实却无法给予齐东方更多的空间对它们进行研究。
目前，海外有三艘沉船的出水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分别是1998年印尼勿里洞发现“黑石号”沉船，2003年印尼爪哇发现井里汶沉船、还有1975年在韩国发现的新安沉船，这三艘船上出水的数十万件文物，正逐渐拼凑出从公元9世纪开始到公元12世纪之间，中国与海外诸国之间海上贸易往来和文化互动。
其中新安沉船由于学术界的早期介入，被研究和宣传的最为彻底。“黑石号”沉船经历一番周折，也总算整体被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收藏，然而被称作“海上敦煌”的井里汶沉船最后结局却和陆上敦煌一样无奈。据齐东方了解，井里汶沉船出水近40万件文物目前已经四散。
即便如此“黑石号”的研究依然进展缓慢，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黑石号”所谓的“抢救性打捞”只是一个商业行为。“考古和打捞是两回事，考古就要按照考古学程序进行调查”。拿唐铜镜来说，如果是考古式打捞就一定得交代这个铜镜出现在沉船的哪个部位，它的旁边都是什么。这些问题同样出现在陆上的考古发掘中。
“电视里面这儿赛宝，那儿赛宝，这个东西多么值钱。考古的无动于衷。(因为)我们考古的都知道，经过文物普查，早就知道(下面有宝藏)，但是不去挖，主要是(出于)保护的意义。”
此外，齐东方表示，墓葬中的物件，一旦被盗墓者拿走，“就没有价值了”。在引起轩然大波的“曹操墓”认定问题上，有民间人士就指考古队从盗墓者手里采集来“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不能用于墓葬的认定。其原因也在于失去环境的文物，很难说明任何问题。
对于沉船文物的研究也是一样。先要对整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有一个整体了解，才能分别对器物进行论证和研究。“对单个文物进行研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齐东方表示。
海上丝路的考古博弈
十七世纪以后，东印度公司的兴起，让亚欧之间的海上贸易变得十分频繁。动则一年以上的远航，死亡率很高，但人们仍然踊跃上船做水手，“假如当两次水手侥幸活了下来，一辈子就衣食无忧了。”
即使这样，沉船率也有10%之高。再往前溯，远航的风险更高。据《新唐书》记载，印尼爪哇岛(古称诃陵)是中国来往南亚和西亚海上交通的要隘，也是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这里海盗出没，沉船频发。
据齐东方推测，在爪哇岛礁石密布的水域间还有很多宝藏等待被发现。然而没有节制的打捞将会是对这些文物带来灾难性的破坏。考古挖掘技术性极强，擅长北方田野考察的考古学家，到了南方可能就无法施展手脚，更不要说水下考古。
“我知道现在民间对于考古事业是支持的，但是比如说私下拉出考古队，这个是不行的，”齐东方表示，“考古，大学本科学四年，然后得在工地干很多年之后才能拿到一个领队资格。而田野发掘技术，在课堂都教不了。”
而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的交换，器物的研究。从宏观上看，贸易给人的经验和教训是双向的馈赠，还有当中的文化交流研究。海上考古才刚刚开始，而这些研究都还没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