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手

　　许多受害学生怀疑，网贷平台的部分员工可能参与诈骗，或知情不报。

　　2015年6月，夏英凯在“分期乐”“爱学贷”(现更名为“爱又米”)“人人分期”三家平台以自己的身份，为马艳飞购买手机。

　　他说，除了确认学生身份信息、购买商品种类以及家庭电话外，签合同不需要太多审核。唯一跟财务挂钩的生活费选项，“填每月1万(元)也没人查”。

　　“分期乐”公关部人士辩称，学生们收取了马艳飞的好处费，很可能在“是否自愿购买”等关键问题上欺瞒签单人员。这和警方得到的马艳飞口供吻合，“会提前告诉学生怎么应付”。

　　夏英凯说，为马艳飞购买手机后，自己被其发展成“爱学贷”的签单员。他发现，在分期平台的“大区经理”“校园经理”“校园代理”“签单员”这一业务体系里，马艳飞也比自己资历更老。

　　许宁证实，马艳飞曾担任“人人分期”的校园代理。“人人分期”可以和线下实体手机店合作，马艳飞便利用身份，和彼时认识的某手机店老板合伙套现，省去了倒卖手机的步骤。这也使得“人人分期”成为马艳飞诈骗案中受害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平台。

　　“爱学贷”官方工作人员也确证，马艳飞曾被该公司聘为“爱创人”，即校园代理级别。

　　夏英凯感觉，和每签一单只能拿到72元钱的自己相比，马艳飞地位超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马艳飞和“爱学贷”太原地区的某城市经理关系熟稔，经常在朋友圈发布和后者的合影或聊天截图，还屡次在同学面前与其通话，讨论“今天能出几单”。

　　和夏英凯同时成为签单员的另一位同学坚信，马艳飞真有门路。正常情况下，签单员每天能做一两单苹果手机就“很夸张”，可马艳飞往往把十几个同学叫到一间教室，集体签合同。“一个签单员在短时间内做十几台苹果手机，绝对异常。”

　　事后，马艳飞不止一次地在他们面前炫耀：“你们只管签单，风控我都让经理压着了。”

　　在受害学生们看来，这种环境大大推进了诈骗活动的进展，更让他们增强了“自信”。

　　“爱学贷”公司给出了几乎截然不同的说法。其工作人员表示，学生们反映的该城市经理不但没有问题，还在案发后积极协助警察调查，为公司善后。目前因业绩优秀，已升职为省区经理。

　　“爱学贷”回应称，该经理的确曾招募马艳飞作为校园代理。但于2015年2月就发现其行为不端，及时开除。至于当时的校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被马艳飞利用，但基本是马艳飞利用个人人脉，与部分校园代理和签单员达成的交易，“平台也是此事的受害者”。

　　“马艳飞案，校园贷平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范立夫认为，校园贷款平台有信息披露义务，除向学生提示潜在风险，还必须对借款学生的资格条件、还款能力、借款用途、在其他机构的贷款信息、第二还款人或担保人还款能力等信息进行严格审查。

　　武汉的情况如出一辙。在短期集中销售大量手机后，为了应对“人人分期”公司可能的电话调查，一名白姓工作人员也曾教韩晓一定要回答“买手机是为了自己使用”。韩晓与夏英凯一样，没经历过什么“严格审核”。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徐敏证实了郑禹系“人人分期”校园代理的身份。起初，郑禹还使用“优分期”和“人人分期”两个平台套货。但韩晓介绍，由于“优分期审核比较麻烦”，他们转而全部使用能快速完成审核、下单的“人人分期”。“整个下单过程不超过10分钟。”

　　在其他地区，利用漏洞的大有人在。据报道，2015年10月起不到5个月时间，内蒙古女孩张一丹就利用类似的手段，在内蒙、辽宁两省诈骗1200余名学生上千万元。她在审讯中表示，快速扩张的首要诀窍，就是“挖掘各大分期平台的授信经理做自己的中介”。

　　2016年4月13日，教育部办公厅、银监会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其中强调，要对“借款人资格审查失职失当等行为加强监管和风险提示”。

　　上海、重庆、深圳、广州等多地监管部门随后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校园网贷市场，并列出多项负面清单。

　　同年8月，银监会对校园网贷整治再次提出五字方针“停、移、整、教、引”，其中“停”针对暴利催收等违法违规行为，“移”指违法违规行为要移交相应部门，“整”是对校园“网贷”业务进行整改，“教”和“引”则涉及大学生教育。

　　“趣分期”官方表示，从2016年开始，已不再经营大学生市场。短短数月，活跃在校园内的线下地推团队大量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