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习近平反腐倡廉战略思想的实现路径在树信仰、厘价值、划红线

　　习近平主导的反腐倡廉所以很快提振信心，并取得“压倒性胜利”，很重要的是将其作为系统工程来抓，即由严惩产生的震慑力，达成“不敢腐”的最初步目标，在遏制住腐败势头的同时，高度重视制度设计，快速出台一系列堵塞漏洞的规章制度，做到想腐者“不能腐”，在两大努力基础上，开启的则是长期而又坚难的思想武装，通过重建精神大厦，厘定价值坐标和评价体系，为掌握公权力者找到精神出路和价值替代，以此产生拒腐防变的内生动力。

　　表现于树信仰以获精神支撑方面。这一点充分反映在习近平推动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他在河北省委民主生活会上提出：“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反映六中全会公报中：“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反映在新的制度规范中，六中全会出台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较1980年稿，最鲜明的调整变化，便是一部分由“方针政策”调整为“理想信念”，等等。

　　突出强调信仰信念的重要性，是遵循了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任何人身上皆有三大品性：人性、神性、兽性。缺少神性(高尚性)的牵引，难免不滑向兽性(追求感官刺激)。这也是十八大以来落马官员中，很多人原本想做事也有能力做事者，因为失去了信仰信念的支撑，最终滑向贪欲的深渊。

　　表现于厘定价值内含以引导价值追求方面。这是在对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着力开展的一项基础建设工作。人生活在社会中，所有的努力或行为，归根结蒂是在寻求更大的价值实现，或者寻找更有意义的人生。形而上学，就是避免出现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绝对价值的丧失”，这一“人与生俱来的最大恐惧”。过程中找到了正确而又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就会创造辉煌，反之，会走向歧路，甚至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反腐过程中所有被惩治的“老虎”、“苍蝇”皆如此。

　　正是上述原因，习近平将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放到治党治国的重要位置，同时作为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抓手和举措。比如，强调领导干部要搞清楚，“当官为什么，当官做什么”；“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想当官”；“与商人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这些都属于价值坐标的范畴。更早前习近平讲过， “学习雷锋的幸福感”，已经内含了终极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为人生价值和怎样实现人生价值”，“什么是幸福和如何获得幸福”，等等。当领导干部真正弄清了这些根本问题，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就不会偏离正确方向，抗拒诱惑的能力就会得到加强。

　　当然，那么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中，政治要求和政治伦理规则中，包含着更政治观、价值观是毫无疑义的。比如，“以上率下”和“看齐意识”，二者包含着一个共同点，就是职务越高，权力越大，应当越清廉，越高尚，以保证发挥表率作用，同时彰显出先进的政治集团具有强大的正向塑造作用。与此相一致的是六中全会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内监督条例》，第一次将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纳入监督范围，随后要求中央制订关于中央领导人的礼遇和待遇规定，并且坚持就低不就高，这同样反映出本届党中央、习近平引领的价值走向。

　　表现于划红线以规范行为方面。这主要是围绕公权力设边界，包括党内突出政治规矩，国家推行全面依法治国，这都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体现。公权不能私用，私用必付代价。对权力要有边界意识，要有敬畏感。这些原本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体现，更是先进政党所大力强调和张扬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习近平，其“打老虎拍苍蝇”的措施，根本在于将紊乱了的规则制度清晰起来，刚性起来，真正做到正纲纪，明法典，有敬畏，知进退。

　　三、习近平反腐倡廉战略思想的落脚点在优化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

　　依照逻辑推论，着眼点就是落脚点。但我们已经认识到习近平反腐倡廉战略思想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组成部分，尤其与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紧密相关，所以，当以更为宽阔的思想空间分析问题，唯此才能认清内含的重大意义。

　　人类文明史已经证明，大国崛起于文明，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在世界上发挥引领作用，必须占领文明的制高点，否则就不敢言崛起。这就要求中华民族必须实现自我超越，包括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和民族人文品质。

　　关于改善政治生态。因为国际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也因为较长时期内党的建设出现弱化，政治规矩松弛甚至紊乱，结果便是人们深恶痛绝的权力寻租蔓延。正是问题严重存在，同时认清了问题的本质与危害，习近平坚持把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到从严治党，大力加强党内政治规矩、政治纪律建设，并把党纪放在前，实行党纪严于国法。这些举措极大地改变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有效推动党内政治生态向好。

　　优化政治生态的意义或重要性在于，通过改善党内政治生态，让每个新加入到党组织中来的成员，从最初就能获得正能量，得到正向引导和全面塑造，长期以往，在党成员即便掌握了更多更大权力，因为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影响，便不会轻易滑向错误道路。同时，人人释放出正能量，就会形成整个集团内成员间的良性互动，单个人向上，全党向上，一种优良的形象树立起来，党的道义力量产生出来，执政能力因此大幅提升。

　　关于改善社会生态。社会生态与反腐倡廉紧密相关，一定意义上还互为动因。因为环境改造人，什么环境造就什么人，如果社会的伦理规则和人际关系都推动的是潜规则，并且这种潜规则及其腐败行为还为大众所接受，成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就意味着腐败拥有了肥沃的土壤，在这样的基础和环境中反腐将是很艰难的事情，反过来讲，如果反腐倡廉着眼于环境优化，当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人人内心和行为皆排斥腐败行为，廉政建设便成效倍增。

　　对于具有社会普遍性和由价值观而来的腐败，许多分析颇有见地，值得思考。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历来贪腐严重，其实与君主制或共和制无关，与专政或民主政体也无关，但与社会风气关系极大，当全民从价值观上接受了腐败，并参与其中，必出现人人以当官揽权为最高追求，一旦入仕当了官，掌了权，必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甚至市井之人也会挖空心思找机会贪占。所以，表面上人人痛恨贪腐，本质上不是恨的腐败，而是自己无缘贪腐而生恨。如此社会环境或土壤，要建成清廉政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不良社会风气生成助长腐败的土壤，甚至形成恶性互动，这一点决策层看得清楚，许多对策性措施已经看出在此方面的用力。比如，一些新规直指同乡会、同学会这些习以为常的小圈子。对此，有人认为中央管得过宽，但弄清了问题的本质，便发现过去的许多腐败是因小圈子而来，因为这很容易异化为利益输送、利益共同体。盯着这些社会小圈子，就是斧底抽薪之举，是优化社会生态之举。

　　关于改善人文生态。以人文品质提升为着眼点和落脚点，为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奠定坚实基础，至关重要和最为彻底。民族人文素质与民族精神境界关系密切，没有民族人文素质的改善就没有中华民族的跃升，而我们倍受困扰的即在于此，因为很多人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并不真正清楚，甚至把当了大官，赚了大钱，有比别人更高的社会地位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正是人文品质的落后而致使一些人走上贪腐之路。

　　作为有着悠久文化史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和积淀了大量优秀文化基因，进一步发挥就会形成优良的人文品质，遗憾的是被一次次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切断，甚至摧毁，包括春秋的思想、汉代的开拓、唐代的包容，宋代的人文。为什么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道理就在于此。固然，纠结于民族演进过程中的是是非非，没有意义，但从中我们反省当下人文品质建设却有意义。因为只有找出民族曾有过的优秀文化基因，同时充实新的元素，让这个文明变得更具时代性、世界性，直接决定着中华民族的世界引导能力，因此关系着民族能否崛起于世界。

　　强调这一点，也是因为中国人文生态或人文品质中有一个弊端，就是官本位扭曲了人才的发挥与创造。历来讲“万般阶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不是为了修养，不是为了创造文化，而是为了当官，因为当官才成为人上人，哪怕你富可敌国，看到县官也得下跪，所以，中国有士，但最终还是想当大夫。人们并不在意创造了什么样的科学文化成果，而在意是否当了官，当了大官。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当官？在于掌握权力后可以获得超额利益，并且这个利益还不仅仅是物质金钱，还有别人向自己下跪。利益驱动导致一个民族不再追求精神升华，而是愈来愈重视感官刺激。

　　日元中最大面额1万元正面印着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头像，他有一个很值得思考的思想观点：“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中国长期受此困扰，这一点早为国人外人所察知，1894年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天皇上奏稿《中国大势之倾向》，其中一些观点和分析发人深省。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反体制的力量。还说，中国士大夫，本为国家精英栋梁，口尊孔孟之学，却无非是做官之敲门砖而已。一旦得其位，却并不行其道，倡圣贤之言，行荀且之事。中国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之下之事，崇尚虚华，拜金风靡，国不似国，民不似民，国家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

　　习近平引领中华民族强国梦，其主导的反腐倡廉必然要解决民族文化之顽疾，而出路自然在瓦解“官本位”的基础，也就是利益与文化影响。当权力拥有边界，运用权力者开始敬畏权力，人们逐渐对“当官”产生新的认识，新的价值观形成之日，就是人才分流之时，当适合从政者从政，有创造力的从事科学文化，善于创造财富者从商，社会的活力创造力产生出来，中华民族引领世界的能力也会逐步提升。(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