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庭法官几乎都接到过威胁电话

　　青岛中院的大楼里，除了餐厅，执行二庭的办公区几乎是热闹的地方。

　　4位法官共享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几乎每张办公桌前都会围上几个人。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坐在一起，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激烈的争吵。

　　即便只有一方单独来找法官，办公室也吵得像一个办事大厅。谈话声、翻案卷的声音和电话铃声夹杂在一起，几乎一分钟也停不下来。

　　这里每周有6天是工作日，周六加班已是常态。但尽管常年加班，积压的卷宗还是越来越高。

　　刘常青的两个书柜里都塞满了卷宗，茶几上的案卷压得托板已经变形。他的手机和固话经常交替响起，最多时，他一天接了120个电话。

　　“在青岛这种经济发达地区，纠纷很多，案子自然也很多。”赵红旗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现在执行二庭每个法官手中都有二三百个案子，“尤其这几年经济下行，案子明显多了起来。”

　　常年去外地出差，赵红旗发现，这种忙碌的场面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很常见，但欠发达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去年他去西部省份办案，一个县级法院一年只有48起执行案件，但有8个办案人员。而他去年一个人就接到70多起案件。

　　“我请他们帮忙协助一个4800万(元)的案子，他们又给我们退回来了，说他们5年执行到位加一起，都办不了这么多金额，平时执行就是牵几头牛、抓几只羊就结束了。”

　　除了案多人少，办案周期也决定着法官们的工作“快”不起来。

　　“法律规定处置财产必须要通知到被执行人，比如拍卖裁定、评估报告，都是要必须送达的，但是有时会找不到人，那就要公告，两个公告就140天。”赵红旗说。

　　孙林此前是民事审判庭的庭长，他坦言在来到执行二庭之前，对执行工作也不够了解。

　　“我那时跟院里很多人一样，感觉执行就是贴个封条，追个账。”孙林笑了笑说，“后来来了之后才发现，执行工作竟然这么难，这么复杂。”

　　大半年后，他体会到，执行工作其实一直是“如履薄冰”。

　　“我们背后退无可退。审判一审错了还可以二审，二审了还可以再审。但是执行错了基本就是无可挽回，比如卖错房子了，你上哪儿追回？”他感叹，“所以每个过程都要细致再细致，谨慎再谨慎。”

　　压力之外还有危险。刘常青曾去无锡执行一个案子，要把被执行人生产的布匹从厂房里拉出来。结果工人把整个厂子都围了起来，法官根本进不去。最紧张的时候，工人把厂子周围泼上了汽油，然后用车辆堵上了大门。

　　徐晓有次在东北查扣一批货物，那是个制假窝点。进去后，他和两位同事马上被围了起来，对方“提着家伙就冲了过来”。窝点是个院子，当时门已被反锁。他和同事只能翻墙逃了出来。

　　还有些危险是看不见的。执行二庭的法官几乎都接到过威胁电话，有人甚至被跟踪。

　　“有人把我老婆工作单位、我孩子学校(名称)全发短信给我，威胁我如果再逼他，我家人就有危险。”刘常青拿出自己的手机，里面保存着十几条此类威胁短信。

　　他的做法是：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