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每晚7点，一支由群众组成的巡逻队伍，身着统一服装，在派出所民警带领下，活跃在枫桥镇大街小巷。所到之处，人们倍感安心。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红枫义警”。“红”代表党建引领；“枫”代表“枫桥经验”。

　　浙江省诸暨市红枫义警工作人员(右一、右二)在枫桥镇调解群众纠纷(2018年10月19日摄)。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1963年，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如今，党建引领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灵魂，基层群众、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治理，成为鲜明特征。

　　56年慷慨激昂，“枫桥经验”从枫桥镇发端，在全国开枝散叶、硕果累累，成为社会治理的典范。

　　中国社会治理点多、面广、难度大。一个近14亿人口的大国，治理没有现成经验可循。

　　历史，总在变革中迸发前进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奋进求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写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勾勒出社会治理的和美景象，绘制出新时代的和谐画卷。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到当下的“陌生人社会”，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大潮中，治理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绝非易事。

　　一本本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的户口簿，静静地摆放在云南警察陈列室的玻璃展柜里。卷曲的边角、泛黄的纸页，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变迁……

　　“户口登记从城乡二元分化到一元协同发展，户口迁移从‘农转非’的计划指标到逐步放宽城镇落户门槛，无户口人员从祈盼政策松动到常态化登记解决，户籍制度的持续改革，是中国社会治理演变的鲜活注脚。”云南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总队长徐志勇说。

　　中国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

　　70年，中国农业人口比重减少五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户籍、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保和住房等一系列改革的深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明显加快。

　　“中国社会已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社会、乡村社会，逐步向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转变，城市化水平大幅提升；由封闭半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魏礼群说，“整个社会日益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现代化的特征。”

　　社会治理从国家一元管理向多元社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转变，这是大势所趋。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但已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居民组织、社会公众等都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任务。

　　坚持党建引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贯穿社会治理的一条红线——

　　“8年的违建，现在终于拆掉了。”北京市丰台区马连道欣园东路的居民范大妈指着路北侧的空地，连说“没想到”。

　　一座长期租住近300人、安全隐患突出的“公寓楼”拆不动，因为它刚好“骑”在两区交界线上，拆除工作要协调两区的多个部门，难度大。北京开展“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街道吹响“跨区联合哨”，两区执法部门相继“报到”，多年顽疾被合力解决。

　　群众的诉求就是“哨声”。拆除违建、解决交通拥堵、清理“僵尸车”……“吹哨报到”重点是形成条块合力，抓住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这条主线，逐步把公众、社会力量和党委政府的关系从“站着看”变为“跟着干”。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是以党建为引领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范例，其实质是城市基层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变的系统性革命。

　　上世纪50年代初，“居委会党建”应运而生；80年代中期，“社区”逐步形成，进入“街道社区党建”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启“城市基层党建”创新发展阶段，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有机联结辖区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

　　从街道社区党建到城市基层党建，这是对党建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主动适应城市改革发展和城市基层治理的关键之举。

　　时代虽然在变，以人民为中心的赤诚不变。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