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洄：找寻失落的文明印迹

　　坐落在黄河南岸一块黄土台地上的仰韶村，三面环水，抬头可见葱茏的韶山。80岁的村民王二保家的小院里，还保留着一口老窑洞。100年前，中国政府矿政顾问、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研究员、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考察时就借住在这里，王二保的父亲是安特生的助手之一。

　　安特生(左二)在仰韶村首次发掘时的留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三门峡市委宣传部提供)

　　1921年10月，秋风微凉。在中国政府的许可下，安特生与袁复礼等中国学者来到仰韶村，进行了36天的正式考古发掘，共开挖17处发掘点，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石器，还有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

　　在此之前，安特生已经来过仰韶村。“1921年4月，安特生在村南冲沟的断崖剖面上，发现了石器和彩陶片共存的地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说，“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平平无奇的豫西村落之下，很可能存在着一处中国远古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存。”

　　半年后的发掘，使一种新的史前文化类型被发现并以“仰韶”命名。“仰韶文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通过考古发现认识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补了当时对中国没有新石器时代的认知空白。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

　　一块块红褐色陶片上，变幻莫测的纹饰令安特生着迷，但他错误地判断，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可能并非本土起源，而是从中亚地区传入。

　　彼时，新文化运动风起，在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下，史学界掀起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外国学者普遍认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博得不少本土学者附和。

　　中国文化究竟从何而来？“‘中国文化西来说’深深刺痛了当时的很多中国学者，也更激发出他们通过考古资料重建古史的热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中国上古有什么样的人文和政治景观，中国文化的源头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成为国人热切期盼解决的问题。”

　　殷墟第一次发掘，董作宾(右)参与测量绘图(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安阳市殷墟博物馆提供)

　　肩负寻根问祖、证经补史的使命，中国第一代考古人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分赴多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先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等重要遗存。

　　“百年考古，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一系列重要遗址，建立了考古学分期标尺，理清了发展谱系，证明从古至今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不曾间断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以考古发现为基础，通过整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中国考古学界提出了有充分依据的更为可信的中国上古史基本框架。”

　　如今，仰韶村遗址的第四次发掘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依托愈来愈丰富的考古材料，远古先民的社会生活图景被不断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