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能想到的孤独症患者最好的模样了”

　　小邱几乎每天都能见到瑞瑞，却从未有过交谈。

　　他们的命运在同一间诊室里交叉，在同一间教室里相遇。瑞瑞像是小邱的昨天，而小邱像是瑞瑞的明天。他们是最相近的人，却注定难以沟通。为数不多的互动，是老师有时带孩子们做练习时，也让小邱参与。有一次，教室墙上的大屏幕显示着一片草原，瑞瑞和小邱走到屏幕前，他们走到哪，大片的鲜花就开到哪。

　　坐在教室后面的张岚看着小邱，仿佛看到了瑞瑞的未来。“他已经26岁了，却还是一副单纯的孩子模样，仿佛随时都会受到伤害。”她感到一阵心酸，却又觉得瑞瑞将来如果能像小邱这样，已经是万幸了。

　　这已是小邱找的第5份工作了，从职业学院毕业后，他参加过无数面试，却都以“违反公司规定”等理由被拒之门外。后来在朝阳区残联组织的一次招聘会上，得到了现在的工作机会。

　　他无比珍视这份工作，每天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家里为了方便他上班，特意在附近租了一套小房子。

　　已经成年的小邱也有对爱情的憧憬，他喜欢小学的一位女同学，有次早上醒来，紧着嗓子跟林桂萍说：“妈妈，我昨晚梦到她了。”他每天上班都要经过一堵墙，上面写着：“让每个人活出自己的尊严。”

　　“这是我能想到的孤独症患者最好的模样了。”孙梦麟说。

　　这种“最好的模样”被牢牢限定在现有条件中。日本的庇护性工厂“榉之乡”接受年满18岁以上的障碍人士，其中70%患有孤独症。该机构有重度孤独症人士养护中心、福利工厂、孤独症人士家庭式住所、作业场等部分。国家和地方政府承担了机构大部分的运营费用，每个重度孤独症人士每月可以从政府得到残障福利补助，在福利工厂工作的孤独症人士还可以得到额外的工资。美国通过职业康复机构为孤独症成人提供包括评估和诊断、咨询、求职协助、辅助技术和在职训练等在内的就业服务，帮助他们完成支持性就业、定制就业、创业、庇护性就业和竞争性就业等。

　　而在中国，小邱已经成为孤独症患者融入社会的理想范本，尽管歧视依然无法逃避。原本四菜一汤的午饭，食堂的人却经常只给小邱一份土豆丝，理由是“他在减肥”。身高1.7米的小邱，体重还不足百斤。

　　有次在公共场合，小邱失控哭喊，周围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们母子。回家的路上林桂萍终于受不了了，跟他说：“你太傻了！”那是她第一次跟儿子说那样的话，说完她就后悔了，抱着还在发愣的儿子哭了出来。

　　这个群体中极少有人能够就业，大都在家里或者机构托养。在北京慧灵大龄智障和孤独症人士托养机构，过了而立之年的孤独症患者有的安静地坐着，目光涣散，等待年过七旬的父亲来接回家；有的只是沿着地砖的缝隙一点点挪动，头低垂着，只能看到耸动的眼眉和张合的嘴唇。

　　与小龄孤独症康复训练行业市场的火爆刚好相反，大龄孤独症托养机构还是一片冷寂。有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康复机构多接受12岁以下的孤独症儿童，12岁以上的孤独症儿童缺乏合理的安置模式，大龄自闭症者的养护及就业是90.8%的家庭最担忧的问题。

　　此外，2013年的一项对全国117家孤独症康复机构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为16岁以上自闭症个体提供服务的康复机构仅有1家。

　　张岚不敢想象瑞瑞的未来。她经常自责，“当年不生他就好了，在世上受这么多罪，孩子是无辜的”。说这句话时，瑞瑞就在不远处，大半个身子埋在五颜六色的塑料球里，只露出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

　　但她又觉得委屈：“可我也是无辜的啊，我又做错了什么呢？”

　　半年来，张岚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孩子都这样了，哪还有心思管那些”。如果哪天穿了件漂亮点的衣服，她都觉得自己是在“犯罪”。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最晚今年寒假前，他们就要带着瑞瑞回到故乡，“再不回去我们都得下岗”。

　　林桂萍的忧虑更加绝望。她身体不好，但“必须撑着”，只希望自己能比孩子多活一天。这些年，她租住的房子里永远渗着一股中药味儿。

　　小邱慢慢意识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并且归因于大脑。在那张狭长的工作台上，有一张写满了“脑”字的透明塑料片，他有时会自言自语：“遗憾，没做脑手术的遗憾。”

　　在他上班地点的对面，是一所小学。放学时整条街都是奔跑嬉闹的孩子，在夕阳下散发着灼人的健康与生命力。

　　小邱下班时会遇到这些孩子。他双手紧贴裤缝，目光直视前方，面无表情地穿过人群，仿佛正在穿过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世界。(记者玄增星孙庆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