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凡与福安同志谋面者，第一印象恐怕认为此是书生，面目清灌，身材中等，略显文弱。遇人说话，总是先稍露齿笑笑，声调也较平缓。

　　只有接触时间长了，方才会发现，福安举止谦恭，内心却很坚韧，甚至有些激烈。在当年汉口路《解放日报》，福安工作了30年，我与其在同一单位，前后有24个年头。之后，他调任《新民晚报》党委书记、总编辑，但我和福安还是在一个系统，接触仍然十分密切，有段时间，保持每天不少于一个电话，互通情况。对之之了解，不能不说较为深切。

　　从《解放日报》开始，福安主要在夜班编辑部工作，任编辑、要闻版责任编辑、夜编部副主任、主任、编委、总编辑助理、报社副总编辑，走的不是终南捷径，一步一步较为实在，但夜班编辑部是报纸的总装配部门，特别是负责要闻版的编辑，政治责任大，手中所握的那支红笔，虽不能说拥有杀伐之权，其权重实在不可小觑。八九十年代报纸版面有限，稿件很多，我作为采访部门的人，对这点有很深的感受。可能也不全是这个原因，那时报社的人，多数称其为“大金”。这是个很得体的称谓，既带着几分敬重，又带着几分亲近。我有点自以为是，几十年如一日，只管称之为福安兄。此种缘由，并非只是福安比我年长，而是一种感情的自然流露。青灯黄卷、岁月磨砺、众星拱月、前后簇拥以至无奈纠结，不一而足的形态下，福安所表现出的只是朴实、沉静、苦干、公道、同情。这位“书生”，不弄权、不徇私，于外从无作秀之态，于内常有自问之心。特别是对看准了的问题，关乎大局、关乎大众的事情，福安总是从自己的工作角度出发，大刀阔斧，勇于担当，敢作敢为。重要时刻，不惜拍案而起，力辨是非。我敬之、佩之。

　　有时，因为一件事情的触发，不经意间会思考，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价值，到底从何说起为好。这让我很是想起福安兄，与其文弱身影叠加在一起的那种正义感和责任感。我想，这应当是新闻工作者价值取向的首要之义。

　　二

　　我是1979年10月进的《解放日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段时间，全国上下解放思想、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舆论战役没赶上，只是在基层实际工作中加以感受。进报社之后，平素跟一些可以深谈的同志，议论那些激荡人心的文与事，至今记忆犹新。其中就有关系福安的一段作为。

　　那天晚上，新华社发《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通稿，按常规，《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在一版头条通栏半版或加转版刊用即可。报社领导对此当然十分重视，而当时作为要闻版责任编辑的金福安，却提出了在那个年代看起来有点“冒”的意见。福安认为，全会公报是时代转折的里程碑，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将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如此重要大块文章的刊发，务必突破常规，采用非常措施，引起读者关注。其所谓的非常举措，是总览《公报》之后，取其精髓形成要点，用报纸版面编辑的行话，称之为文稿提要，头版大半版发公报，下边加框刊用提要。提要作用大致有三：一是让读者对文章重要之处一目了然；二是表达报社编辑部对文稿要点的特别重视；三为打破版面编辑上的单一性，尤其是对一大块的长文章而言，“提要”的编排，好似平增峰峦，视觉上很显活跃，理解上有临峰眺景，易得要领之感。这般编辑手段，现在几成常态，对编辑而言不是个难题，而在1978年底，版面上出提要，且不说少之又少，单是就文稿内容而言，这是中央全会的公报，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才能确保这个提要的正确与精准呢？由谁来操持，如何下手？这真是个大胆而又富含风险的活儿。余生也晚，对当时整个过程不甚了了。但有几点，我很清楚。福安提出了这个建议，自己又主动请缨，提笔上阵，当然，整个事儿得到了报社领导的支持;报纸出版之后，这一版面安排，报社内外上下，大为叫好;据说，全国报纸仅《解放日报》在头版如此形式刊发党中央全会的公报，“解放”此时产生的影响由此可见;新闻界早期实施高级职称评定时，福安的这一编辑思想和业绩，几成经典案例，受到高评委的高度赞赏。

　　说实话，我对此事意义或重要性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不就是为中央文件做个提要吗。但随着时日推移，工作岗位变化，特别是当自己在报社负一定工作责任之后，愈发感到，在那个拨乱反正年代的早期，余悸尚存时，拥有这样的编辑思想、版面举动，没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敏锐性和综合素养，真的出不了这个活，肩膀不硬压根儿挑不起。特定的时代赋予典型事件特定的价值。福安兄，硬朗。

　　有件与我切身有关的事，使我对福安的认识更深了一层。1979年底1980年初，中国改革在农村起步，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村率先改革的突破口，这一改革的本质是广大农村基层群众对人民公社体制下实施大锅饭的反感和反抗，若以经济学理论来表达，这是活跃的生产力对建立新型生产关系的一种要求。中央十分支持萌生于农村底层的改革愿望和实践。连续三年，党中央发了一号文件，对支持、发展、完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和部署。站在21世纪的今天，翻过一个历史的山头，回眸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中期那场深刻体现了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的中国农村改革，其最为鲜明的历史表现是农业逐年大丰收，农民收人大幅增长，城乡市场一片繁荣活跃。但在当时特别是初期，对这场改革议论相当不一，有的地方，态度甚至截然相反。那个时候，上海有10个郊县，农村人口有近450万，农村土地空间占全市的十分之九。上海的一位市委常委、副市长，在有关党政负责干部会议上明确表示，对联产承包责任制上海的态度是“三不”:不支持、不造成、不反对。这是看似模糊，实则有明显倾向的政策意见。我当时是《解放日报》农村部的一名年轻记者，凭着5年插队落户的深切感受，以及一段时间来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在实践中与农村干部、农民打交道的认识，隐隐地感到，联产承包既是人心所向，今后也必定是大势所趋。很难理解我们的一些领导和一些领导部门及至理论部门，为什么态度如此冷漠，好像不支持就是坚守马列。但作为一名市委机关报的记者，我当然不可能直接写文章在报纸版面上顶着干。新闻以事实说话，我带着一名来报社实习的大学生，去宝山县长兴岛人民公社调研，在岛上的凤凰镇住了两个晚上，写了篇《夜访联产户》，从夜晚到多种类型农民家做客调研这一独特角度，具体反映了这座孤悬于长江之中的岛屿乡村，是如何既猛烈又静悄悄地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深受农民欢迎和好评的。为减少张扬，与时任《解放日报》农村部的负责人贾安坤商量，此稿只发《解放日报·市郊版》，即“小解放”，这份报纸农村读者十分广泛，城市读者较少。文章刊出后，我自己又即赶赴崇明县，连续一周，跑了5个人民公社，到农田看作物长势，去社场问收成情况，还翻阅了许多相关帐册，了解不同单位地区不同的作物项目，在不同时期的收成经营状况，作对比分析。结论十分明了，凡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大队、人民公社的收成，均比以往或者还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高出几成。这种全新的经营管理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实有很多需要完善、调整的地方，但无可置疑这在那个年代是重大的历史进步、是农村经营管理上的一大革命。一名年轻记者追求进步、追求真相的热情和执着是可以理解的，我综合调研采访的事实，写了篇自认为有点份量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