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好是坏，本人有个习惯，不管撰写何种体裁的稿件，总得先将主题敲定，明白标出，方能下笔。否则似乎没有灵魂，摸不着方向，下不了笔。写“本报讯”也如此。因此，我自己对题目，以及别人如何看待我的题目看得很重。我写的这篇消息的肩题为:“哪个好，哪个差，田里庄稼讲了话”。主题为:“崇明县联产户似滚雪球迅猛发展”。说实话，这标题是直冲着那“三不”政策干仗的。老贾了解稿件采写的前因后果，看了稿子，激奋地在桌上猛击一下吼了声:再加上个编者按，明日“小解放”头版头条通栏用。清样出来之后，我和老贾又商定，向“大解放”发稿，《解放日报》和《解放日报·市郊版》同天刊用。夜班版面责任编辑和夜班负责人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作为幕后人物，他的思想、理念、情感乃至新闻表达的审美取向，都将直接对稿件和版面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这里花较大篇幅谈了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上海的形势，本意并不是要介绍与之相关的我的一些报道，而是追忆福安兄围绕这个稿件发生的一件事，一个令我十分感动，而又极其发人深省的举动。数十年岁月可以掩盖乃至湮没一些事情，但有些事情虽然年代久远，却愈觉其光彩闪烁。

　　果然，第二天“大、小解放”在头版同时刊登“哪个好，哪个差，田里庄稼讲了话”稿件之后，反响很好，傍晚的编前会上，被评为“大红旗”稿。在1980年，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舆论地位和影响力是可以想见的，也由此还延续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此为后话。那天晚上，一位在报社夜班当实习编辑的朋友到我办公室来，传递了一个内幕消息似的，告诉我那篇稿子昨晚在夜班编辑部的处理经过，是时任夜班编辑李尚智讲的切实情况。尚智与福安在一个办公室，拙作要作为重要稿件发《解放日报》的头版，在报社领导同意之后，具体操刀，当由要闻版责任编辑金福安负责。尚智心细，发现当晚大金看了这篇稿子的小样之后，神色很是凝重，右手提起了小楷朱笔，反复读稿，几次意欲下笔又几次放笔。那时，解放报的记者编辑都知道夜班编辑手中的朱笔厉害，责任编辑权重甚大，转用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稿件也可以根据本报特性和当日版面形势作删节，另作标题。福安此时何为?据说，这状态从未有过，足足延续了1个小时出头。最后竟然掷笔站起，福安说了句，宋超的稿件不要改，一字不改刊用。

　　传递消息的朋友很为我高兴。意思是阁下写的稿件，题材重要不说，从标题到内容都严谨精准，具体生动，似大金这般人物都无法下手。初听这故事时，我也有几丝这种感觉，但稍往深处一想，其实大不尽然。君不见，有些相当优秀的稿件上版面时，常遭不测，应当做强做大的被做弱做小了，理应靠前靠上的被放后放下了。再说，福安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优秀毕业生，要动谁的稿件我认为这不是一件难事。因为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稿件一经责任编辑的手出去，其就负重大责任。夜班必须修改稿件，既是保证质量，也是责任所系。福安对此稿之所以如此，表现出的不仅是一位资深编辑对深入一线采访记者劳动的尊重，对反映一线群众实践的新闻的赞赏，核心的问题是在于思想深处福安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高度认同，对反映基层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勇于突破的高度敬畏，对标题和内容近似于呐喊，冲破“三不”政策，近乎犯上的新闻稿，不作怕事状的高度负责。尽管以后的事态发展令人欣慰，数日之后，那时只有4个版面的《人民日报》在要闻版全文转载了此一新闻稿，党中央机关报的刊用是种鲜明的态度，彻底化解了这篇新闻原本很有可能带来的风险。数十年来，我一想到福安兄，就会想起那个故事，想起夜班编辑部台灯映照下，福安一个多小时的再三思忖，奋然掷笔的站起，毅然决然的话语。我认为这已超出了责任编辑一般职业要求的层面。福安兄出身并非富家，亦非达官。平日形状议论也不是开口江山社稷、军国大事、历史方位。这位来自宝山县乡村的农家子弟，以其自身的勤勉才学、政治勇气和智慧，在特定的新闻工作岗位上，默默而又扎实地担起新闻的责任。

　　这几年在《解放日报》，我是记者也罢，部主任也罢，总觉得有福安兄在夜班编辑部，就能把得住，挑得起。1993年仲春，我参加市委代表团到山东省学习考察。团长是时任市委副书记的王力平同志。成员大都为郊区的区县委书记，承蒙看重，我带几个人负责代表团的材料综合工作。青岛、烟台、淄博、诸城、聊城，历时15天一圈下来至济南，与时任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启正同志率领的浦东党政代表团相遇，当时的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姜春云，省长李春亭向上海同志热情介绍山东发展情况，也商洽了两地合作事项，我觉得这里有很重要的新闻。山东省既勇于解放思想，富有战略远见，又坚持稳扎稳打，步步推进，很值得上海学习借鉴。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介绍的几个典型给我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而两地新一轮的合作，更有着十分巨大的空间。省委招待晚宴刚起了个头，我立即回房间赶稿，稿毕，请省委副秘书长许文祥同志审阅，事后我了解到稿子其实是由春云书记审定的，一处修改意见也是他提出的。一阵匆忙，晚10时半我往上海打电话，也巧，接电话的就是福安兄，他知道我的行迹，待我把原委及自己的思考讲好，福安第一句话就是:不管了，你赶紧去找些吃的东西。稿件传回来后，由我报告和处理。……第二天近午，我再电上海，问当天《解放日报》的版面情况，得知“沪鲁携手开展新一轮合作”的稿件上了头版头条，标题为六栏。那会儿，代表团车已驶近泰山，眺望大气沉稳已是满目葱笼的泰山，我不是欣喜，心想福安你把事情搞大了。因为这个代表团的访问是有来由的。1993年春天，全国两会期间利用大会休会的短暂时间，时任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一起访问山东，之后才决定组建市委代表团赴山东学习考察。组织版面时，有种意见提示过福安，邦国书记、黄菊市长访问山东的新闻只上了头版，没作头条，现在对这个稿件作这般重要处理，可否稳妥!福安笑笑，新闻版面安排当然要讲究领导职务高低，但对新闻价值一定要有正确把握，否则要我们这些人干嘛!从山东回来后，原市委常委、秘书长也是当时代表团副团长范德官同志告诉我，黄菊市长很重视这个报道，专门向他问了前后情况。并说，邦国书记、黄菊市长在不同场合都充分肯定了《解放日报》的报道。虽然回来不到10天，市委决定在市委党校大礼堂召开有关党政干部大会，传达赴山东考察情况，并部署下一步工作。

　　前后当算忧喜交集。也以此使然，我敬重福安兄，这不仅是您的胆气，更是您的底气。为建构版面的灵魂，有胆有识，知其不可为，又敢于知其为!

　　三

　　新闻工作者的底气与胆略，似乎难以量化表达，但之间的关联，却又实实在在地让人印象深刻。

　　做夜班编辑，一般在晚上7时左右上班。在我的印象中，福安在下午2时多就到编辑部，在他负责夜班编辑部之后是如此，之前担任责任编辑也是如此，他来报社后，在办公室读书、学文件、整理笔记。更有一癖好，常去不同的采访部门串门聊天，党政部、工交部、文艺部，许多部门包括群众工作部他都去跑，别人议论风生，他做饶有兴致的听客。话题不竭，主流则以各部门近日发去夜编部的稿件为脉络。这样，说的人尽心竭力，很有营销状，听的人格外认真，好比市场淘货，生怕走眼。编采关系在这种场合是很融洽的。即使被尊呼为“大金”，也绝没有少数“夜编”人物身上那股张扬之气。福安的谦卑、有度、有礼数，我无论参与其中，还是偶尔旁听一阵，都能有所体会。我知道这是一种性格养成，但我更认为这是福安对实践的敬重，对群众的敬重，对萌动于其中的创造力的敬重。夜班的工作规律为日落而作，日出而息。十多年、二十多年的夜班生活，尽管每晚都要接触各方稿件，但毕竟隔了一层，没有日班记者的条件，与实践和社会有较为全息的了解。长此以往，会造成两种态度：一是我自泰然处之，以稿论稿;一是尽最大可能争取与实践、社会接触和了解的机会。福安表现为后者。

　　或许原本是农家子弟，或许那年月农村改革风起云涌，各路弄潮儿风云际会，改革信息的思想、政策含量大，福安到我们农村部来聊聊的频率最高。那时我与龚心瀚、贾安坤等同在农村部一个光线幽暗的朝北办公室。老龚、老贾分别出身于复旦新闻系和法律系，比福安要年长五六岁，福安对他们则是学弟对学长的恭敬，他不但讨教改革中的新事物、新信息，更多要了解的是相关政策及其走向，说到重要处，这位做“夜班”的大金，居然似采访记者般拿出本子速记一番。于此，福安与我也就十分熟稔、知己，社内社外，诸事皆谈。不知是哪一次，他提出，很想在上好夜班之后，随我到郊区农村采访。初闻，我大为讶异，“夜班结束，已是凌晨4时多了，早晨再从市区出发，你玩什么命啊!”“没事，乡下空气新鲜，养人。跟农村干部、群众交谈有味。你只要当天打来回就可以。”我知道福安有胃病，发过肝炎，虽然在夜班编辑中他算条真汉子，硬气，我也从未在他口中听到过说常年上夜班苦啊，不易啊，不见天日啊。但他身板不壮、文弱，谁都能看出。心中虽有不同想法，我还是拗不过福安兄。一次又一次，我伴他去南汇、嘉定、青浦、金山等地农村基层采访。听别人讲，他还与别的记者去过另外的郊县农村、市区的企业、学校科研单位和社区采访。

　　我不能忘却的是那次去奉贤县胡桥乡采访。原本福安随我直奔胡桥，谁想到老贾也去奉贤，被奉贤县广播站请去为骨干通讯员培训班讲课，贾安坤一见福安，朗声说道，“机会难得”。他把上午的课分成上、下各半，前半场自己讲新闻写作，下半场则要求福安讲解放日报的版面思想、版面语言和版面对新闻的要求。有这两位专家上大课，这对郊区的通讯员而言真是喜从天降，大开眼界。福安是大大受累了。那会儿黄浦江上没有桥，去奉贤县，先到闵行西渡乘渡船，郊县的交通基础设施只有沙石公路，胡桥离开奉贤县城还有几十公里，又有横插上的一场课，到目的地采访的时间成本大大蹿升。我们向报社要了辆车，初定上午7时半出发，也改为6时3刻出发，福安在夜班办公室躺了两个多小时即上车。日班夜班合成作战，去时车上一片交谈声，上午两堂课也是热烈掌声。中午过后赶到胡桥，又是参观，又是座谈会，天擦黑了，农村干部热情，非要我们用了晚餐再走。老贾豪情、善饮，主人憨厚、淳朴，福安随遇而安，虽不能饮酒，言语很是助兴。加之招待我们用的是刚从河中捕捞的鲫鱼、白虾，庄户散养鸡，那鲜腴、那香嫩真是方过舌尖，又上心间。当天，我的采访素材也很扎实，心中高兴，时间易逝，一看表，将近晚上8时。这天夜编部是福安当班，我们赶紧撤，路上也还是赶急了。福安到底太累，一上车就闭上眼一声不吱，只有老贾谈兴不减，一路滔滔。那驾驶员小宋是司机组最为敏捷的年轻人，身手了得，为了帮大金抢时间，一辆吉普车开得似激流顺水游鱼。这让睏盹糊睡中的福安，一会儿头似鸡啄米，一会儿又左摇右摆。我们同坐后排，那车没有保险带，为让福安能眯上一会，又防止出事，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左手始终抓住福安前边的椅背，以免他头撞“南墙”。是晚10时许，从东海畔的奉贤北胡桥赶回霓虹灯闪烁的外滩，车停汉口路274号。福安似乎一个激灵，说，“呵，那么快!”下车又跟我挥手关照，“有下乡好机会，别忘叫上我。”

　　一个负责夜班工作的编辑，宁可挤压自己的休息时间，甚至拿出自己的部分健康，换取到基层了解社会实践的机会，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极为难得的精神。日积月累，其终端表现的结果为愈发真切的大局观念，日益扎实的新闻功底。把好时机把好关，把好分寸把好度。那在我们新闻界视为军规的两句话，我总觉得在福安兄身上表现出的不是被动的守势，而是主动的出击，有时乃放手一搏。

　　1990年下半年，由于种种原因，上海及至全国其他地区改革的氛围较为沉闷，按照《解放日报》党委的决定，我带了一个调查小组，到上海县马桥乡旗忠村蹲点调查，来来往往，历时3月有余。旗忠村原本是马桥乡最为贫穷的村落，但在村党支部，特别是支部书记高凤池的带领下，经过六七年奋斗，率先联产承包，率先创建村办企业与科研单位和国有企业联营合作，率先实施宅基地置换，建造村民乡村别墅居住区，集体经济发展速度提升，农村生活共同富裕程度提高，创造了一个改革奇迹。但由于一个案子的牵涉加之有些部门对旗忠村改革作为的不认同，旗忠村遭到重大打击，支部书记高凤池被一个区的检察院刑拘53天，调查组到村里时支部书记刚拿了一纸取保候审书出来。我们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想通过深人解剖典型，为推进和保护改革提供舆论支持。3个月调研之后，我执笔写了篇深度调查报告《骏马奔腾—上海县马桥乡改革纪实》。文稿以旗忠村的改革发展为核心材料，事实翔实、确凿，改革举措和业绩令人振奋，字里行间热情洋溢地集中表达了一个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必须依靠对现有生产方式，包括现有体制的改革来推进。审稿、定稿、一番程序之后，我把稿件签发了上去。那时，周瑞金同志是《解放日报》党委书记，丁锡满同志为总编辑，实际负责夜班编辑部工作的是金福安。稿子发上去之后，我没问、没盯、更没催，听凭发落。时隔3天，我在旗忠村办公室接到下乡调查组同事从市区打来的电话，十分兴奋，近乎嚷嚷道:“见报啦，一版头条，通栏处理，头版用的内容加照片，占了大半个版，主标题《骏马奔腾》用的是放大号黑体。”一万字的长篇稿件，如此超规格强势刊用，在我进《解放日报》之后还没见过。我们调查组到马桥乡深人调查之后，事实上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卷人矛盾漩涡，但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由然而然要求我们还这个改革典型的真相。我和调查组几位同事是下决心往前冲的，令人出乎意料并感动的是报社主要领导的坚定态度，特别是福安在版面处理上采用的这种异常手段，石破天惊般的勇气，为增强这一改革典型影响力，创造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能说一切都很顺理成章。当年的事实是，报道刊出之后，很快就受到领导严肃批评。报社党委书记周瑞金找我个别谈话，传达了这一批评，但态度很明确，这批评意见不往外传，也不在编前会上讲，内部掌握，由调查组把握好分寸。那时，我心中对福安兄是很有些愧疚的，他这般重炮出击，强火力支持我们，这下又如何向他转达领导的批评意见呢。

　　然而，历史有其自身的运行轨迹，少数人为因素很难改变大势。《解放日报》对这篇深度调查报告的有力传播，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杨尚昆、李鹏同志分别来旗忠村视察。之后，江泽民同志到旗忠村视察，详细了解旗忠村的发展情况，村民们的生活状况，高度肯定了旗忠村改革发展的举措。1992年2月2日，小平同志与家人在时任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吴邦国同志陪同下访问、视察旗忠村，欢声笑语，与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共度佳节，共贺新年。马桥乡党委书记王顺龙、旗忠村党支部书记高凤池陪同在旁边。旗忠村，这个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了发展奇迹，也遭受过重大打击的改革典型真正地站了起来。全国各地来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当时的苏州市委书记把《解放日报》这一长篇深度调查报告复印400份，发给全市正处级以上干部，自己率领代表团到旗忠村考察访问。仅1991年，旗忠村接待各方来访人员近40万。村党支部书记高凤池陆续被评为上海市和全国劳动模范，当选为两届市人大代表，旗忠村成为上海市的红旗标兵单位。我和调查组成员作为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对成功的兴奋和问题的思考，一时难以言说。但有一个方面，始终清醒铭记。在关键时刻，《解放日报》领导的支持，特别是分管报纸版面的领导福安兄，他对我们在大事件上的态度，又岂止是认同，从传播学理论上讲，是展开了二度创造。这又始终凝聚了他对整体局势的分析、研判、把握，凝聚了他的智慧、胆识、态度，甚至于带着风险的拼搏。斯人已逝，我已无法从正面深人记载他的思想形成、组织版面的具体过程，只好以文字介绍事情的过程状况，在历史背景的映照中，聚焦这个人物。我始终叹服，福安兄，壮哉!

　　今年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二十周年，上海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有关纪念文章，有多家媒体，包括《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报纸，重新刊登1992年2月2日小平同志到旗忠村与干部群众欢度春节时，亲吻农家儿童的照片。《新民晚报》还发动了一场寻找那位被小平同志抱着亲吻的农家儿童的采访活动，整个采编过程有声有色，图文并茂，令人振奋。时光莲再，已经很少有人了解那照片、那长篇深度调查报告产生的前后背景。《新民晚报》的同志更加不知道他们的老总编辑在其中所表现的大智大勇。当天阅罢报纸，我无语，只是从几个报夹上取了几份不同的报纸，折叠好，放在抽屉里，聊作追忆。

　　知否，知否，往事如此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