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解放日报》而言，夜班编辑责任重大，分管夜班版面的老总责任更加重大。以我体会，这所谓责任，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谓政治责任，免出差错;二谓传播影响力责任，高低强弱，大小多少，都体现在版面的组织上，以特定的版面语言，表达版面思想。这责任可以说与政治水平、思想水平相连，但深层次的关系，确是当事者的心中所求，心中所欲。

　　福安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1998年下半年调任《新民晚报》党委书记、总编辑。在担任报社领导之前，福安作为夜班编辑的负责人，版面安排特别是要闻版的安排，他是负了实际的责任的。在报社里这职位并不算很高，但职权是很大的。那会儿，尊称“大金”的人特多，围着他的人不少，常向他汇报的人也时有。而据我的听闻、研读报纸版面的表现，我总觉得福安没有以自己的好恶或一时意气来对付稿件，对付版面，更没有因某种利益表示而询私。

　　1990年上半年，报社党委展开党内民主生活会，除了各党支部都自己开会以外，还多次把部主任、党支部书记集中起来，并分成若干组，进行学习讨论。我与福安分在一个组内，听到福安作了一个针对性很强的发言，意思是，我们讲大局意识、政治意识，不能凭空说说，一定要结合具体的新闻业务来讲，他举了夜班编辑部常见的事例展开。当年，《解放日报》有个传统，凡副总编辑以上的领导，有段时间包括编委，遇到星期天和节假日，排着队轮流上夜班，以保证分管夜班副总编辑的休息。个别轮到代班的领导，当然对自己分管部门的稿件比较重视，尽最大可能把积压的稿件推到版面上，版面处理也有明显的倾向性，真正在报社工作的行家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有的领导在这种状态下，稿件和版面处理难免有失当过度的地方。对此，编辑部时有议论，少数同志还有愤懑，但在公开场合，从未有人提出过批评。福安兄在那次会上的发言很直，很有点锋芒:自己当班，就尽量用自己签发的稿件，版面上又作放大安排，这是不从报社整体工作出发，是没有大局观念的具体表现。看似寻常，但在政治上是失分的。组内有两位社级领导，各组每次发言都要出简报，福安那会儿很有点职务上个台阶的趋势，这样说话，我担心他有点不计代价。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以这两句话比照福安，我思忖，恐怕说得过去。福安在工作上不论亲疏，不计恩怨，在许多细微处都有很令人感动的体现。有次，我与文艺部记者李光一交谈，光一原本是上海玉石工艺厂的青年工人，因长于电视、电影艺术评论，先被借用，继而调至《解放日报》工作。光一敏捷，有才思，为人为文没酸气，有鲜明的工人作者的坦率，时有别具一格的文艺评论见诸报端。他告诉我，进了报社几年，与夜编部主任“大金”不熟，也没讲过话。但有一天突然收到“大金”写的一封信，充分肯定光一近期来发表的文艺评论文章。分析其优长、特色，热情鼓励光一拓展知识面，增强文艺批评勇气，写出更多佳作。这封署名金福安的信，写于夜班结束之后凌晨五时。无疑，这对一名年轻新闻工作者的激励、鼓舞是长久而深刻的。光一对文坛上的各色人马，见了多了。说起“大金”，他却很激动，“真领导!”此已为二十多年的事了。

　　同样，《解放日报》工交财贸部负责证券版面工作的青年编辑张天胜，也曾被福安的鼓励而大大地激发过。1994年，证券市场从上到下缺少规则，看此乱象，从复旦大学经济专业毕业不过七八年的天胜，颇有初生牛犊之风，愤然写了篇批评相关证监工作的评论。报社是同意发此言论的，但有关部门也有些不同的声音，闹得动静比较大，直到后来北京相关方面有了精神，事情才渐趋平息。福安兄对此很看重，一天下午很早到了报社，专门去工交财贸部找张天胜，对这位青年编辑作了很大的鼓励。估计把话说得“高”了，以至几年后评副高职称时，天胜因资格未到而没有进人报社的评定范围，来我办公室大发情绪，其中一条重要理由是，大金在3年之前就认为我在业务能力水平上是够格的，这次报社对我职称的评定有点教条僵化。我听后，心中笑了，你福安兄真是会抬爱人，年轻人的劲被鼓起来，心也大了，但职称评定实际操作确实是有难度的啊。可也由此看出，福安思想上好像没有那种亲亲疏疏的概念，你干得好，我就叫好、鼓掌，有时甚至比你自己感觉到的，他说得还要上劲。时过16年，现在天胜都已升任至《解放日报》夜班编辑部主任了。

　　恩怨问题，福安看得也不重。科教部有位较为资深的记者，跑科技条线，工作也很认真，偌大的上海科技界，《解放日报》的科技新闻就此一人负责。于是乎，一段时间内感觉上来了，好像也渐渐滋生角儿脾性。有次为了篇稿件大光其火，原因是稿件被改动地方太多，有的地方他说被改错了。拿了报纸，到夜班编辑部吵上门去，气势汹汹，一路嚷嚷，声音很响。碰巧，这篇稿件的主改是福安，我不知道，这位记者有没有与福安接上火，现场开打。

　　第二天傍晚，报社编前会上，福安主动介绍了这件事的来由，情况是那天版面比较紧，不止一篇稿要删节，而原稿写得也松了点，有可删改的地方。那次会上，福安言语神色中好像没有那种被对方搞得下不了台的恼怒，或者说权威人士被出了洋相之后的狼狈。福安态度很明朗，落落大方。说这种争论，也可视作一种业务民主，改稿得当不得当，有没有错，可以请大家评论。科技报道一定要讲究严谨，如有被我改错，我愿意当面致歉。那时报社还没有用上电脑，福安把那晚改动的原稿，从校对组找出来，拿在手中。我要过来，认真看了整篇用红笔改动的地方，觉得这改动还真是说得过去。心想这位资深记者也太浮躁了点。再说，那时的福安已贵为《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辑，分管夜班编辑部，是新闻稿上版面的总把关人，现在这样撕破了脸皮，怎么一点都不顾及往后。有人说，什么都可得罪，那时也不要得罪大金，不要讲给你小鞋，紧紧你的鞋带，也够受的。其实，这种担忧大可不必，风过去，浪也静了。我看以后要闻版面上，时常刊用这位记者的稿件，有些版面位置，发得相当不错。三个月如此，一年如此，三年后还是如此。这事，没有后遗症。

　　福安兄心胸开阔，心地坦荡。这种不论亲疏，不计恩怨的做派，在新闻单位，知识分子高度集中，用传统语言讲，容易文人相轻的地方，能团结人，鼓舞人。但我细细想来，其重要意义，或者说核心价值还远不止在这个地方。作为要闻版的责任编辑，夜班编辑部的负责人，报社的分管老总，版面的最后把关人，乃至报社的总编辑，或推而广之，一名称职的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上，摒弃个人好恶，排斥个人利益欲求，那就挑得起担子，挺得直脊梁骨。万里无云，还是风雨交加，自我坚定。福安兄，这是你从根本上给大家的鼓舞和激励。

　　数十年来，福安有句话，我一直萦于脑海。初始是在编前会上讲的，不针对别的部门，别的人和事，是专讲自己和夜班编辑部的工作，当然也就包括了夜班的人和事，他说在我们这个岗位上，要少犯错误，乃至不犯错误，最重要的是，断不可“自以为是”，一定要“自以为非”。头两次，听了也就听了，无非是告诫或者批评工作中的不当之处。但后来，多次讲了:“这又是自以为是，不是自以为非。”后来，越讲语调越重，态度也不一般，除了编前会，在中层干部会议，在其他会议上也讲，有两次还有些激愤，讲到关节处，将笔记本“啪”地砸在会议桌上，“这样自以为是，不是自以为非，终究会出错误!”到了这地步，我动了心思，逐步了解到福安说这话是有很具体的指向，有很严肃的含义。他确实对编辑部里有的人，到后来也对负有相当责任的领导，十分的不待见，反对那种“自以为是”的做派样儿、行为方式、思想表现，这是他一贯的准则。也正因此，他当责任编辑时讲，当部主任时讲，当报社副总编辑时也讲。作为听者，我的态度也从而然、懵然、凛然，再到深以为然。“自以为非”，这是多么具有重要警示意义和辩证思考价值的思想要求。凡事在思考过程中，倘能始终保持一个切面，作“自以为非”的考量，那就可能放下身段，喜欢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作平等交流;那就可能真正把学习内化成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急迫地向实践学习，向理论学习;那就可能更加全面地了解问题、把握大局，从而迸发出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勇气。温斯顿·丘吉尔好像讲过:勇气是能站起来侃侃而谈，勇气也是能坐下来静静倾听。是的，这正是敢于担当社会责任的智慧和勇气所在。福安所屡屡强调的，首先当是自己对此的认同和要求。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新闻工作者，也同样对身处领导岗位的人而言，当不无教益。“自以为是”、“自以为非”一字之差，跨越过去，很难，却又极其重要。

　　离开《解放日报》，到《新民晚报》担任主要领导，福安兄在不同的地方，创造了又一番业绩，同样又历经了不少的艰难困苦。我时常与他商讨一些问题，也一起出国访问，一起倾心长谈。但觉得，他贯彻始终的是一贯的思想，一贯的要求。因此，每每说起福安，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聚焦于当年汉口路274号五楼夜班编辑部，稍显拥挤逼仄的房间，不眠的台灯下，福安专注于改稿，认真组织版面的文弱身影。在汉口路274号三楼，《解放日报》宽敞明亮的一号会议室，编前会上，福安娓娓介绍版面情况。有时说及“自以为是”、“自以为非”的坦率激昂。于我，那场景很鲜明，记忆很深刻，福安兄的声调很有力。

　　带着劳累，带着病痛，福安英年早逝，仅67岁。当然，他留下了很多业绩、很多荣誉，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韬奋奖获得者等等，令一代新闻工作者为之自豪。而他那创造这些业绩和荣誉的精神，更值得我们珍惜。

　　“心有大局，人有铁肩”。福安兄，斯言实哉！诚哉！

　　(作者：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市新闻学会名誉会长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