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李军，在北京做代驾司机3年了。
每当夜幕降临，李军总会穿梭在北京的各大商圈，为聚餐饮酒的朋友提供代驾服务。
做代驾时间久了，李军经常会遇到熟客，老杨便是其中一位。老杨是一家公司的销售总监，经常在北京市丽都饭店附近招待客户。老杨一般都是喝得微醉上车，有他在车上从不缺话题，久而久之，李军和老杨慢慢成了朋友。
最近两年，老杨叫车的频率明显比以前高了不少。以前，老杨一周也就一两次叫车，现在几乎每周都要和李军见上两三次，而这还是在提前预约，并且李军也有空的情况下。
李军和老杨聊天，问他，一个星期叫几次代驾，是因为生意越来越好了吗？老杨摇摇头，“真的不敢酒后驾驶了”。
老杨家离颐和园不算远，他自认为从颐和园到家的那段路比较“偏僻”，一般不会遇到交警查酒驾。“以前要是在颐和园附近谈生意，喝点酒只要不醉，我还真就自己开车回家了。现在，就算是15分钟的车程也要找代驾”。
老杨的变化，在于他的一次经历。去年，老杨在他居住的小区附近遇到了交警查酒驾。“谁会想到交警会来这么偏的地方查。幸亏那天飞机晚点，我直接回家了，要不然，后果有点糟糕。”老杨还是摇着头，继而又用调侃的语气对李军说，“所以我们俩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李军相信老杨的说法，一来，老杨的微信朋友圈里有这么两句话——“酒后驾车——危险”“又进去一个不怕死的，看来还是得抓，抓得越严，敢顶风作案的越少”。二来，李军发现，这几年，像老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他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一般而言，每天19时30分至22时30分是代驾高峰期。“收费主要与路程远近、用车时段有关，22时前起步费35元，24时后起步费就是95元了。超过10公里，每10公里还要增加25元。”李军说，在代驾司机的每一笔收入中，平台都要收取20%作为信息沟通服务费。“我每天19时开工，一直做到凌晨3时，实际开车时间也就两三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单、与伙伴们聊聊天，强度不算大，一个月也能赚8000元到1.2万元”。
李军说，自己的收入比原来高了，生意比以前好了，足以说明大家都认同“酒后不开车”。
余建与李军有着同样的体会。
余建说自己是代驾行里的老辈，从2010年开始从事代驾工作。他清晰记得从业之初这个行业的状况：“生意很少，大多数人都只是兼职干。到了晚上，大家就在酒店、KTV门口等着，或者跟酒店合作，他们给我们拉客户，我们给酒店提成。”
“那时候，代驾的概念还没有得到推广，代驾行业也没有形成规模。大部分都是几个人一凑，就组成了一个代驾公司，很不规范。”余建说，“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那时候，大家觉得酒后开车不是什么大事。”
余建对两次世界杯期间的生意行情记忆深刻。他告诉记者，世界杯期间，夜里喝酒看球的人不少。按理说，喝了酒应该找代驾，但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即便是在半决赛环节以后，他每晚最多只能接到两三单活儿。2014年世界杯期间的生意就不同了，业务量几乎翻倍，每晚都有六七单。
在老杨的印象中，大概也是在2014年前后，身边的“酒肉朋友”渐渐对酒驾有了“芥蒂”，“那之前，只要能走道，一般都是自己开车回家，身边也就那么几个朋友酒后从来不开车的”。
在代驾司机李军等人看来，这些变化与近几年治理酒后驾驶交通违法的严格执法有着密切关系。
“我们算是亲历者，亲眼见过不少醉驾司机，也对严格执法的效果看得很清楚。”李军说。
余建向记者回忆说，他在酒吧门口趴活时，曾有试图酒驾回家者说过这样的话——“不是不在乎被查处，关键是酒后驾车遇到交警的概率也很低”。“在很多司机的潜意识里，酒后驾车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惩罚力度不够，而是被惩罚的概率太低。当时我们就觉得，当务之急是提高对酒后驾车的执法检查力度。对于酒后驾车，即使不能做到‘必然被发现’,也要力争做到‘极可能被发现’,而不是‘偶尔被发现’。”余建说，这几年的事实说明，酒驾“极有可能被发现”已成为现实。
也是在2015年之后，李军不止一次遇到此前从未遇到过的事。“一家三口晚上九点多叫的代驾，后来聊开了才知道因为丈夫喝了半杯啤酒。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不可能叫代驾的，会被认为‘花冤枉钱’。”李军说，他至今记得那名喝了半杯啤酒丈夫说的话，“他说‘我知道半杯啤酒对我来说跟喝白水没什么区别，但现在到处都是查酒驾的，停牌扣分不是什么小事，尤其是醉酒驾驶需要面临15天拘留，一关就是15天，瞒谁都瞒不过去，忒丢人。再说，上班的人缺勤15天绝对是大事，说不定工作都没了。就算是自己做生意，消失15天也说不定错失多少机会、蒙受多大损失呢’”。
几年下来，李军跟各种各样的车主打交道，越发感觉“客人对酒驾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来是怕被查，现在是主动避免，代驾员自然单量越接越多，工作时间越来越长”。
“基本上一个单刚结束，下个单就来了。”李军说，当初公司平台的代驾只有2500多人，现在达到两万人。即便如此，高峰期要加价才能叫到代驾，“从这一点看，杜绝酒驾的意识的确是增强了。”
